《店务通讯（增订版）》，上海韬奋纪念馆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25年11月出版
《店务通讯》是生活书店的一本内部刊物，1938年1月22日在汉口创刊，1941年1月31日出至第一〇八号后停刊。1948年4月10日在香港复刊，8月1日出至新三号后，因生活书店与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合并成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生活书店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出版主体而自然停办，前后共出了一百十一号。初为周刊，第九十一号起改为半月刊。有关这本内刊，1948年5月10出版的《店务通讯》复刊新二号（总一百一十号）曾刊出一则“《店讯》简史”，对前108号《店务通讯》做了极简的概述，原文如下：
《店务通讯》以前是《社务通讯》，这还是生活周刊社时代的产物，是沟通同业报导推销生活周刊和周刊社丛书的不定期性非卖品，是十六开两张的小刊物。在抗战初期，而我店重心转移到武汉后，各地分店陆续展开，为了沟通业务、报导各地情况，才于廿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出版第一期，开始时内容与印刷都非常简陋，到同年八月六日的第二十期起，形式和内容方面，都有改进，每期有一篇每周谈话，作为提示店的方针、检讨作风，和教育同人的重要言论，邹先生的《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就是选辑它发表在《店讯》里的文章而成的，并每期有篇关于业务技术的研究文字，其他都是各店的近况和同人的消息。直到三十年一月卅一日店因受到摧残而停止，共出了一〇八期。
这则“简史”，不足三百字，且没有任何精致的修辞，但除了开头提及生活周刊社创办的不定期非卖品《社务通讯》不确，应为《社务月报》外，其他还是大体准确地反映了《店务通讯》不同寻常的历史。从创刊到停刊，从复刊到最后停办，《店务通讯》记录的不仅仅是生活书店的崛起与被难的历史，更是中华民族在最危急的关头“一心一体地在血泊和瓦砾场中奋扎以创造一个赫然在望的新时代”的微观见证。
生活书店成立于1932年7月1日，前身为生活周刊社书报代办部，最初注册资金仅国币五万元，1937年2月增资后也才区区十万元，直到1936年5月、1937年2月才先后开出汉口、广州两家分店，书店职员总计不足百人。尽管在邹韬奋、徐伯昕等人的带领下，生活书店创造性地以“经营集体化、管理民主化、盈利归全体”的独特体制凝聚和激励书店同人，以开门办店和独树一帜的“店格”团结和争取众多进步作者的合作与支持，以“努力为社会服务，竭诚为读者谋便利”的精神赢得读者的信任与爱护，再加上有《生活》周刊已确立的声誉及其发行网络作为基础，很快便在上海这座出版之城异军突起。从成立到全面抗战爆发五年间，先后出版了十种杂志和四百多种图书，已然成为中国出版界无法忽视的存在。但论规模，与民国五大书局“商中世大开”（即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局）相比，仍只能算是一家中小型的出版社，书店内部的业务讨论与意见交换面对面就能解决，自然无需专门创办一个内部刊物作为沟通上下的渠道。
然而，全面抗战爆发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场决定民族生死的抗战中，生活书店从一开始即把出版重心“和全民抗战配合起来”，举全店之力投入抗战救亡的时代洪流：一面组织专家学者、作家编写抗战读物，以应战时之需，自七七事变至上海沦陷短短四个半月内，迅速推出包括《抗战》在内的三日刊、周刊六十余期，战时读物近百种，“成为当时书刊市场上战时读物的主要供应者”；一面力谋将总店内迁汉口，并制定周详的“挺进计划”，迅速将“一切力量尽可能分散至内地”和近战区地带，用“游击式”开展文化工作，在大后方重要城镇设立分支店，倾全力供应抗战需要的精神食粮。仅1937年底1938年初在各地开设的分支店即有西安分店、重庆分店、长沙分店、成都分店、宜昌办事处、万县支店、梧州分店、衡阳分店、桂林分店、兰州分店、贵阳分店、六安办事处、南郑办事处、昆明分店，再加上原有的上海分店、汉口分店和广州分店，分支店和办事处总数已达十七家。此后，生活书店“工作网”进一步大幅扩展，截至1939年底，又相继建立了香港分店、南昌支店、天水支店、余姚支店、金华办事处、吉安支店、丽水支店、南城支店、酆都支店、沅陵支店、常德分店、柳州支店、南宁支店、巴东办事处、遂川支店、恩施支店、邵阳支店、南平支店、零陵支店、百色支店、桂平支店、於潜临时办事处、天目山临时办事处、乐山支店、福州支店、曲江分店、赣州分店、屯溪支店、梅县支店、玉林办事处、广州湾（湛江）分店、新加坡分店、宜川临时营业处、立煌支店、罗定分店、开江支店、延平办事处、沙市办事处、宜山办事处、汕头办事处，前后设立的分支店及办事处共计57家，另有海门、云岭、泾县、青岩、甘谷、那波、四会等7处流动供应所。短短两年时间，生活书店排除万难，在全国建立起遍及十四个省的庞大发行网络，推进之快，“在中国出版界创造一个新的纪录”（徐伯昕语），堪称奇迹。生活书店曾把全国分支店分布情况绘制成“生活书店的发展示意图”悬挂于汉口总经理办公室，同时制成锌板，分送武汉各大报刊登广告，以方便读者就近选购“生活”读物。伴随着书店业务“闪击式的向全国各地开展”，如何在总店与各地分支店及办事处之间建立经常性的沟通渠道，就成了当务之急。《店务通讯》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创办的。这一点，《店务通讯》创刊号开篇致“诸位同仁”中特别做了说明：
本店因分店及办事处的逐渐增多，营业的日益开展，同仁们都分散至各地工作，在业务计划与消息报导方面，除随时用通讯方法商洽外，似乎很少有系统的联络，所以想每周出版一次专供同仁阅览的《店务通讯》，来报告一些关于总分店办事处的业务进行计划、出版界消息、文化人动态，以及各店和办事处的扩展情形、同仁的生活近况等等，使各地能经常的互通消息，多得联系。这次就是我们的开始，以后每逢星期六刊行一次，目前暂用油印，将来逐渐改进，希望各同仁多多批评和经常供给材料。
从这个说明可见，创办《店务通讯》最初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总店与各地分支店及办事处建立一个“系统的联络”渠道，“使各地能经常的互通消息，多得联系”。《店务通讯》早期发布的征稿启事也以业务上的互通消息和联络为范围，譬如，创刊号上刊登的《征稿简则》，就希望各分支店及办事处在最短期内先行提供三方面的材料：一是分店及办事处筹备经过；二是分店及办事处所在地的一般文化情形；三是分店及办事处所在地各方对本店的印象。第7号发布的《店务通讯征稿简则》列出的征稿范围有所扩展，包括业务研讨、店务批评、生活描述和分店通讯等，希望踊跃赐稿，以“促进店务发展，交换同人意见及联络同人感情”，俾使《店务通讯》真正成为“同人检讨工作，交换意见，反映各店业务状况和同人生活的园地”。但那个时候，总店内迁汉口未久，各分支店又都在匆忙筹备开办过程中，书店同人个个忙到人仰马翻，供稿者寥寥，各地分支店同人在《店务通讯》上少有业务意见发表，因此，《店务通讯》“仍不能成为全体同人共同努力出版之刊物”。就连韬奋自己也是如此，他早就认识到《店务通讯》对促进店务发展的重要性，但自书店内迁后，他一直在为抗战救国大业和书店发展大局奔忙，百务缠身，“没有工夫切切实实地参加内部的‘店务’”，更无暇顾及《店务通讯》。他在第21号刊出的《迅速扩展后的积极整顿》一文解释道：
我以前在《店务通讯》上似乎未曾写过什么东西，至少未曾相当严肃地写过什么东西。这种现象也有它的原因，或可说是一种事实的反映，即我在文化上的工作范围总是伸展到店的范围外面去，对于“店务”只是于写作编辑之余，稍稍顾及大政方针，没有工夫切切实实地参加内部的“店务”，因此我的脑袋意识里并未曾想到要在《店务通讯》里写什么东西。还有一个原因，当初总店在上海，分店很少，大多数同人都聚在一起，我有什么意思要和诸位同人商量，就可以很便利地用集会或个别谈话的方法来实行。自“八一三”以来，我们的分店突然加多，干部也突然因事实上的需要而分散到各地去，于是彼此有许多意思都比较地难于沟通，我便渐渐感觉到《店务通讯》的重要。同时看到本店扩展迅速，（当然是由于客观的需要）在组织上，工作上，和人事上好像脱了节，主观的条件赶不上客观的要求。因此，我一方面觉得，我们大家的文化事业开展之可慰，一方面也感到本店前途的危机。可是我一万分地深信这危机不是人力所不能克服的，所以我近来很想多抽出一些时间帮助本店积极整顿一番。同时我要经常地在《店务通讯》里写东西，借此，向散布各地的同人提出意见，共同商讨，大家认为对的，我就负责督促把它实现出来。我希望每个同事都能看到每一期的《店务通讯》。
1938年8月总管理处成立后，韬奋开始介入书店“迅速扩展后的积极整顿”，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对《店务通讯》进行“充实改革”：一方面将《店务通讯》明确划归总管理处编印（起初由总务部负责，后改归秘书处负责），并在每期《店务通讯》显著位置标出，以提高它的权威性；另一方面致函各分支店经理和办事处负责人，指示他们重视《店务通讯》，并多多贡献意见，一起将店务和《店讯》充实起来。《店务通讯》编者征得韬奋同意后，在第25号上转载了这封信，原信如下：
我店自全面抗战后，业务发展，分支店遍设各地。为联络各地分店和同人暨传达业务方针，爰有《店讯》之编印，用油印分发给各地同人，出版以来，颇受同人欢迎，咸称便利。惟是过去《店务通讯》之编印，缺点甚多，如油印不清晰、出版常延期、内容太枯燥，编排欠活泼等等，其最大缺点，即为各地同人在《店务通讯》内少有业务意见发表，因此《店讯》仍不能成为全体同人共同努力出版之刊物。从第二十号起，《店讯》的编排方式略有改革，从第二十一号起，内容亦比较充实，从第二十一号起，“每周谈话”每期由弟执笔写一短文，借与全体同仁多有接触机会，其次则请徐伯昕、张仲实、艾逖生诸先生经常为《店讯》写文，内容注重解释店务与研究办法。此外，各同仁亦请尽量发表意见，共同商榷。凡此不过为《店讯》充实改革之开端。第二十期及二十一期已分寄各分支店，不知兄等对最近《店讯》内容和改革，阅后有何高见，尚望不吝指出，俾益臻完善为感。尚有数点须与兄等商酌并望转告各同仁者，即：第一，《店讯》内所载，既有关本店之计划与各项工作之办法、通告，与各分店之工作有重要关系，且其中关于办法之登载即为各分店实施之根据，并不另有通告，所关尤为重要。故以后各分支店收到《店讯》，不仅务必分交各同仁传观，最好还能在每次店务会议将《店讯》提出讨论、批评，由各分店经理或负责人提出要点，唤起同人注意，其应实行者速即实行，如有补充之意见，亦请函告总处，以供参考。第二，过去《店讯》分发给各地，份数太少，第二十二期起将按各分支店人数比例，酌予增发。盼望《店讯》到达各地后，同仁间即能迅速传观，惟传观后仍请交由负责人保存，并望对于尚未注意阅读《店讯》之同仁，由经理促其注意，务使《店讯》成为全体同人人人看到之刊物。第三，在第二十一期最后一张“注意”栏内第四项说：“本通讯有关营业上之具体办法，请即分别切实实行，不再另行通知。”倘若此种营业上之具体办法遇有困难之处，即请兄等向总处提出意见，俾便商同解决；如无意见，即盼能遵照执行，请勿延搁或忽略。第四，今后《店讯》要做到成为同仁生活、思想、技术之教育训练的刊物，成为沟通同仁意见，共同讨论本店业务的刊物。通过这个刊物，要将同仁为大众文化及民族解放而努力之目标统一起来，精神一致起来。因此，须请兄等经常负责向各同仁征求稿件；任何稿件，凡有益于团结同人、改进店务者均甚欢迎。特别请兄等多多供献意见，将店务和《店讯》充实起来，无任企盼。
韬奋这封信语气温和，实则是他向各地分支店及办事处经理发出的一道动员指令，对《店务通讯》而言，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因此，《店务通讯》编者在转载这封信时还特别加了一个按语：“本社创办人之一邹韬奋先生最近因鉴于店务诸待整理，常亲自参加了该项工作，除了百忙中为《店讯》写‘每周谈话’一栏的文章外，为了要充实《店讯》，为了提高同仁阅读《店讯》的口味，并重视《店讯》，特致函各分支店经理及办事处负责人，对《店讯》性质和内容有所阐发。在该信内所提到的各点都是非常重要，是很有意义的一封信，值得每一同人都去读它。商得了邹先生的同意，特将该信发表于左。”其实，这封信的核心要义，并不只是韬奋“对《店讯》性质和内容有所阐发”，更在于他在信中赋予《店务通讯》这份内刊新的定位，希望各地分支店及办事处负责人切实重视《店务通讯》，共同努力，使《店务通讯》“成为同仁生活、思想、技术之教育训练的刊物，成为沟通同仁意见，共同讨论本店业务的刊物。通过这个刊物，要将同仁为大众文化及民族解放而努力之目标统一起来，精神一致起来。”在韬奋的心目中，《店务通讯》已不仅仅是一份单纯的互通消息、联络感情的内刊，而是“担负了教育同人和沟通意见的使命”的“机关志”。当然，作为“机关志”，就必须确立发表言论应当遵循的原则。韬奋后来在《店务通讯》第46号和第68号上又相继发表了《我们的言论机关》和《意见的沟通》两篇重要文章，一方面鼓励书店同人努力运用好这个“言论机关”，积极参与社务和业务的讨论，为书店的发展建言献策，并在可能范围内，尽量反映到《店务通讯》及《我们的生活》上来；另一方面在“加强同人间的意见沟通”的同时，也应当注意“民主的纪律”，把“首先要顾到整个团体及事业的利益”作为一切意见、建议甚至是批判的前提和原则。
韬奋不仅坐而言，赋予《店务通讯》新的使命，而且起而行，率先垂范。从第二十一号开始，除第二十六、二十七、六十五、一〇二、一〇八号等少数几期外，每期刊首都有一篇他就店务重点发表的“每周谈话”，据统计，韬奋在《店务通讯》发表的文章，除信件外，连同“本店史话”二十二节，前后共计一百零六篇，是书店同人中发文最多者。这些文章，每篇均针对店务的具体问题而发，不作空论，不是说教，他说自己是把每篇短文都“当作与全体同人的面谈”，因而非常亲切，且具有极强的指导性。后来他从这些文章中选辑四十二篇编成《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一书于1940年11月公开出版，韬奋在管理、经营、服务等方面的理念与精神遂由店内扩散到店外，这本书亦因此，不仅成为生活书店规训员工的必读书，而且成为当时和尔后有关事业管理与职业伦理方面最亲切的教科书，至今读来犹不过时。
正是在韬奋的倡导和带动下，生活书店的其他高层如徐伯昕、张仲实、艾逖生、邵公文、张锡荣等也经常为《店务通讯》撰文，从各自主管的领域解释店务与研究办法。其中邵公文发文三十二篇，徐伯昕三十一篇（含复刊），张锡荣三十篇，这些文章多根据抗战局势的变化而作，为各地同人提供了切实而具体的业务指导。据《店务通讯》“纪念百期特刊”所作的“百期小统计”，前后为《店务通讯》执笔撰文的同人多达七十六人，虽然其中有三十四位作者只写过一篇，但以生活书店这样一个员工最多时不足五百人的“小小民主团体”，竟有这么多人在《店务通讯》上发表言论，已属罕见。这一方面说明《店务通讯》确实发挥了作为生活书店“言论机关”的功能，另一方面也集中体现了生活书店磅礴的内在活力和生命力。
《店务通讯》存在的时间不长，前后加在一起不过三年又三个月，每期的篇幅也不大，但它累积刊载的文章及各种信息却多达数千篇（条），这些文章及信息大体可分为五个大类：一是总管理处发布的重要决议事项，包括历次临时委员会决议案，历届理事会及常务理事会决议案，历届人事委员会决议案，等等，这些决议案构成生活书店人人必须遵循的基本规章制度；二是业务研讨和店务批评，有人做过统计，《店务通讯》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多达六百九十余篇，其中单是营业技术方面的文章，前一百期即有五十九篇，内容涉及文书、编校、生产、会计、进货、邮购、发行、栈务、门市、推广等等，如《处理检查书刊问题》《怎样建立分店》《进货工作的检讨与改进》《怎样应付我们的读者》《分店怎样做推广工作》等等都属此类；三是总店和分支店每周动态，《店务通讯》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搜集和发布总处特别是分支店及办事处的动态信息，包括每个分支店的筹办经过、营业情形、遭遇的困难、应对的办法，以及后来被查禁、封店或被敌机轰炸的详细情况，还有各分支店所在地的文化、政治、经济及救亡运动等各方面的报告，以及当地同业的状态等，这些动态信息，或简或详，十分丰富，极为珍贵；四是出版信息和文化情报，书店以出版为主业，《店务通讯》创刊号发布的《征稿简则》就把出版信息和文化情报列为征稿重点之一，单是创刊号“出版消息”栏目中就详细列出“汉店新出版的书籍”“在汉店重版印出的书”“在粤店重版的新书”“在汉重版中书籍”“在汉发排的新书”，以及“两套新丛书的目录（即战时社会科学丛书和中国文化丛书）”的详细书目，“文化情报”栏目则不仅记录了胡愈之、茅盾、王继元等人的行踪，还刊载了上海什志公司拟在桂林开设分店，新知书店在汉口正式成立汉店，《文摘》旬刊第九期在汉口印制份数、《群众》周刊第六期印数等同业的信息。此后，《店务通讯》几乎每期都发布相关信息，有例行的每周各主要分店出版或发排的新书和重版书，有期刊发行情况，有各分支店经销同业书刊情况，有当时图书登记、审查情况，有各地纸张、印刷、发行、运输、物价等情况，后期更多书刊被查禁的情形及交涉详情，是了解战时出版生态和文化生态不可多得的资料；五、同人生活描述，包括同人的业余自修、娱乐、救亡活动和集体工作的日常生活，从第七十一号开始还设立了一个“同仁介绍”栏目，有自述，也有别人刻画的同人肖像，合在一起，就是一幅惟妙惟肖的生活书店同人群像。
单就内容而言，《店务通讯》刊载的以上五大类文章及信息当然是极其庞杂、琐细的，但形散而神不散，所有这些朴实的文字从一个个具体的细节生动诠释了生活书店全体同人是在怎样的极端严酷环境下“促进大众文化，供应抗战需要，发展服务精神”的，诠释了什么是生活书店的文化抗战，以及什么是“生活精神”。而这正是《店务通讯》这本油印内刊真正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店务通讯》本来是要一期一期地编印下去的，《店务通讯》“百期纪念特辑”上有篇题为“《店讯》的起源及其成长”的文章，文末提到《店务通讯》“今后的动向”时写道：
《店讯》至今仍保持着以前固有风格——就是以发展业务为中心点，这是绝对正确的，但同时在日渐进展之中已更丰富了它的内容底今天，我觉得不单是教育——包括工作经验、技术训练、学术理论等等，——应当特别加强，就是同人的生活状况，无论是个别的或集体的，也应该在《店讯》上正确地反映出来。唯有同人——是店的细胞——能和店、和《店讯》融合成一体，《店讯》才能发生对店的真实的作用。因此，我希望《店讯》今后的门户能开得宽敞一点，使得全体同人都能提起笔来写成合用的为大家所需要的文章，不致为了无关业务宏旨而搁笔，而袖手旁观。这应该是百期以后的《店讯》所应努力的方向。
然而，令人扼腕的是，《店务通讯》因书店仅剩的成都、贵阳、昆明、曲江四地分店于1941年2月8日被国民党查封，桂林分店亦被勒令停业，本来仅剩的重庆分店也在查禁之列，当局考虑到首都观瞻所系，才得以幸免。《店务通讯》不得不因此而戛然而止。七年之后，1948年《店务通讯》在香港复刊，也因生活书店与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合并成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仅出三号即自动停办，从而结束了《店务通讯》的历史。
生活书店是韬奋的事业和灵魂所系，上海韬奋纪念馆在2007年出版的《〈店务通讯〉排印本》基础上，补齐所缺各号，并订正旧版错讹，在韬奋一百三十周年诞辰和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之际，再出《店务通讯》增订版，更完整地呈现《店务通讯》的全貌，对学界而言是一大福音，对韬奋对抗战而言则是最好的纪念。
（本文系作者为《店务通讯（增订版）》所作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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