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整理自2025年11月13日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韩昭庆教授的讲座“康熙皇舆全览图数字化及研究”。该讲座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办的“西方史学史系列讲座”第29讲，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吴晓群教授主持，整理人为刘凤仪。
研究缘起
韩昭庆教授首先以回忆自己1992年初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求学时的经历作为讲座开场。当时每位新生都会拥有一套由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正是在翻阅这套地图时，韩教授第一次接触到“历史上的中国疆域应如何界定”这一问题。谭先生及其团队把18世纪50年代至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版图作为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为论证这一基准的合理性，谭先生专门撰写了《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一文，强调这是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现在的中国疆域是一百多年来列强侵略宰割我们领土的结果，不能代表历史上的中国的疆域。她谈到这一论断既有文献基础，也有如李兆洛等于道光十二年（1832）绘制的《皇朝一统舆地全图》等古地图作为支撑。《中国历史地图集》分别绘制了嘉庆二十五年（1820）和光绪三十四年（1908）两个时期的清时期全图，反映鸦片战争前后的疆域变化。
但是当韩教授在国外接触到18-19世纪西方绘制的中国地图时，她发现西方人绘制的同时期的中国版图与中国学界自认的历史版图存在巨大差异，并向同学们展示了其中的一些地图，包括1737年的《哈斯中国地图》（HaseChina Map）和1853年伦敦出版的一幅源自杜赫德及耶稣会士资料的中国地图。这些地图虽风格一致，却普遍呈现“以长城为界”的陈旧认知。地图附注中写明的资料来源令韩教授意识到：当时西方绘制的中国地图源流与康熙朝的测绘工程密切相关，但在传播过程中出现了系统性误解。
由此，韩教授逐渐形成了自己研究的核心问题意识：为何清代疆域在中外文献中呈现如此不同的形态？康熙测绘工程究竟呈现了怎样的空间信息？其后在中西之间如何被理解、翻刻、误读？如何利用现代技术重建三百年前这一巨大测绘工程的真实面貌？正是基于这些问题，韩教授最终走上了康熙《皇舆全览图》及其数字化研究的道路。
康熙《皇舆全览图》概述
韩教授介绍道，《皇舆全览图》（后称康图）系康熙四十七年（1708）至五十八年（1719）间，在康熙皇帝的要求下，主要由法国传教士主持，中国地方官员、士兵及一些辅助人员参与，对今中国及其毗邻地区进行测绘编制的地图。这是我国首次利用西方近代测绘技术绘制的实测地图，也是当时范围最大的实测地图。
与同时期绘制的地图相比，康图具有三大特征：范围广、精度高、内容详，在世界测绘史上也堪称鸿篇巨制。铜版康图分为8排、7列（号），其排号逻辑来自独特的桑逊投影方式，这说明康图不仅是“画出来的地图”，也是具有完整测绘学逻辑的科学产品。韩教授指出，铜版康图并非最早版本。此前还有一套木刻墨印本，其上题有“皇舆全览图”楷书墨字，但是当时西藏的测绘使用传统方法，无法与使用近代测绘方法绘制的康图拼接，故西藏大部分地区未被纳入，其后经过补测形成的铜版康图才完成了对清初疆域的绘制。此后随着康图流入欧洲，又出现多种语言标注的版本。而且，康图在欧洲出版后曾引起强烈震动，被视为了解中国疆域与地理知识的权威资料。
随着研究的深入，韩教授特别引入“康图谱系地图”这一概念，指以康熙五十八年（1719）成图的铜版满汉合璧本《皇舆全览图》为源图，在中外长期传播、复刻与在此基础上再绘制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同源地图。她将康图谱系地图分为两类：
（1）直系图：即与源图同源、直接翻刻或使用其他语言标注、改编的版本。目前所知的包括故宫所藏两种木刻本、德国学者福克司（Walter Fuchs）整理出版的木版地图、第一历史档案馆彩绘本、北大印刷本、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中的唐维尔改绘的法文注音版康图，及后续学者绘制的各种语言标注的全图与区域图等。韩教授指出，这些地图在绘制范围、内容、经纬度标注等方面均与康图保持高度一致，因此可视为“直系后代”。
（2）旁系图：指受康图影响但非直接翻刻的地图。包括清代中后期许多省志、方志地图（常对康图内容做调整），民国时期延续康图体系的地图（如部分仍沿用过北京的经线作为“本初子午线”的地图），以及更广泛的以康图知识体系为基础而自行重绘的区域地理图。旁系图的变化说明，尽管康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未再出现同规模的实测带经纬度的地图，但康图的空间结构、符号体系与绘制方法长期影响后世中国地图的编绘。韩教授指出，在中国境内，康图的知识体系持续影响地图绘制直至民国三十年代。在西方世界，康图虽被广泛引用，但常被误读为“以长城为界的中国”，导致清代疆域在西方地图中呈现明显缩减。这些差异的产生、内容及原因正是韩教授后续认为有必要将康图“数字化”的重要背景，该研究先后获得教育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的支持。
数字化缘起与方法
推动韩教授开展《皇舆全览图》数字化研究的原因，还在于她专业兴趣上对量化分析的强烈偏好。作为理科背景出身的学者，韩教授始终不满足于传统历史地理研究的定性描述。她在从事我国环境变迁过程中，曾运用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提取地形图信息，使用空间分析等方法，因此在看到康图时立即意识到：如果能将康图数字化，建成一套三百年前形成的中国地理信息平台，它将具备易检索、可计算、可开展空间分析的巨大潜力。而这一思路真正成型于她主持的另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研究西南石漠化时的经验。彼时她利用1：10万民国地形图提取石山分布，叠加现代数据进行空间分析，对历史时期西南石漠化分布及演变取得显著成果，并发表于《地理学报》。这一成功经验直接启发了她：康图是否也可以通过同样的方法“活化”？自2014年她开始规划康图数字化工程。
随后，韩教授详细介绍了数字化的技术流程。首先是选择人工数字化的原因。由于康图包含大量繁体、异体字，铜版、木刻等多版本，字迹模糊、符号不统一，满文、法文、英文注音等多语言体系。机器识别难以准确处理，仍需人工校对，因此韩教授最终采取人工数字化建库的方式。
其次是确定本初子午线的位置。康图以“过北京某一点的经线”为零度经线。为确定这一点，韩教授经历多次校验：初期推定为故宫中轴线，后查清史料与实测比对，最终更正其为过今北京古观象台的经线，并将其换算至今日的经度。这一工作为康图坐标体系转化奠定基础。
最后，韩教授带领学生使用ArcGIS软件对每幅分图进行地理配准，并分点、线、面等图层将康图全部要素数字化。点层记录城市、府州县、山峰等，线层记录河流、长城、海岸线等，面层记录湖泊、行政区范围等。每个要素均附带标准化属性表（名称、类别、编码、经纬度等），以便日后学者的利用。
北京古观象台
数字化成果进展
韩教授目前建成的数字化数据库通过输入地名，可快速定位相关空间信息。例如输入“尼布楚”即可在地图中快速定位对应区域，实现古代地名与现代坐标体系的对接。而且，数字化的数据可用于计算河流、海岸带、湖泊及岛屿等历史地貌的长度或面积，从而实现支持环境史、区域史的量化研究的目的。
韩教授还提供了三项数字化后的典型应用：一是河湖变迁研究。以高宝湖为例，数字化数据使湖泊面积变化等问题可以量化呈现，从而能够克服传统论文中仅能“文字描述”的局限。二是地名翻译与考订，通过叠加不同语言标注的图层，研究者可以快速辨认同一空间位置在不同版本中的对应名称，如清朝的盛京（今沈阳）在满文、法文及英文中分别标注为ᠮᡠᡴᡩᡝᠨᡥᠣᡨᠣᠨ（罗马转写为MukdenHoton)、法文：Chin-Yam、英文：Shin-Yang等，可为跨语种地名研究提供参考工具。三是纠正西方对清朝疆域的误识，数字化可直观反映铜板满汉合璧康熙《皇舆全览图》上中文标注的区域，从图源的角度厘正了少数西方人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还坚持的“中国北部疆域以长城为界”的错误认识。铜版康图由于分别以中文和满文标注长城南北区域的地名，故当它传播到欧洲之后，中文标注区域成为当时绝大多数欧洲印象中的“中国地图”，塑造了他们的“中国形象”。韩教授指出，这一错误的形成与固化存在四个原因：早期西方以长城为“中国界线”的绘图传统，未能理解《康图》中的多语种标注系统，忽视清代疆域不断变迁的历史性过程，以及礼仪之争导致中西学术交流的中断。尤其是最后一个因素的影响最大。康熙皇帝在统治后期因礼仪之争开始在国内禁教，这个政策被其继承人严格执行，使得明清时期主要通过传教士开展的中西方文化交流戛然而止，直至鸦片战争时期，西方通过坚船利炮再次打开传教之门。然而此后，雍正在西南实行改土归流政策，乾隆继续自康熙开始的统一西北准噶尔的战争，最终奠定了清朝的版图，这时的疆域与康熙时期相比，已发生了变化。在康熙时期绘制的地图上留为空白的地方，在乾隆时期绘制的地图上已被山脉、河流和地名所充实，这些疆域变迁的信息由于缺乏顺畅的交流渠道，极大限制了欧洲对中国版图信息的更新，反倒是伴随着欧洲版康熙《皇舆全览图》在欧洲的广为流传，客观上造成西方对清朝版图的认识长期定格在康熙时期。
最后，韩教授提到，多年来她指导的学生们在统一的命名规范、图层格式与数字化操作指南下，持续参与《皇舆全览图》的数字化建设，不仅使数据库结构不断完善，也逐步形成了跨学科协作的团队模式。目前各版本的数字化与复核工作仍在推进，团队的技术与历史地理知识也在同步扩展。待全部成果完成后，韩教授计划以适当形式向学界开放数据库，以支持更广泛的历史地理及相关研究。
长城
在问答环节，韩教授跟与会师生进一步讨论了数据库跨语言检索、康图小页版中“山海舆地全图”的文本来源等问题。韩教授强调，康图在清代乃至欧洲地图史上的深远影响不仅体现在单幅地图上，也涉及诸如《水道提纲》等历史文献的编纂与跨文化传播网络。地图史研究的未来需要持续推进跨学科合作，尤其应纳入史学史的视角。整场讲座内容详实，将技术方法与史学关怀紧密结合，充分展现了历史地理学在数字时代的发展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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