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细细勾勒，人人都是传奇。“历史缝隙里的人”旨在调动密匝的清代史料，打捞历史夹缝中的跌宕人生。
继穆齐贤之后，又一位旗人成为本系列的主人公。他名叫恩光，是个满洲人，但姓氏和家族信息不详。不过，在他生活的清末民初，满洲人的特质，譬如国语骑射、族属认同，本就已经无足轻重。作为文教机构的中下级文官，恩光交际的群体，以汉人为大多数，相比王府属官穆齐贤以及老舍先生《正红旗下》描写的旗兵家庭，他的工作内容、生活方式，与精神追求，更具有在地化、职业化特征——是标准的京官模式。
恩光留下一部日记手稿，以书斋号“潜云堂”命名。虽然中间也有整月空缺的情况，总体来说，还是很详细地纪录了他从宣统元年到民国二年的活动轨迹。与多数流水账似的生活日记不同，恩光的日记，更像是他挣脱精神困扰，发泄情绪压力的“文字沙袋”。现实生活中，他的表现很可能波澜不惊，是个情绪稳定、做事老道的事务型官员——宣统年间的恩光年已六旬，还被派去筹建新机构京师图书馆，并管理重大工程项目。但在日记里，他有着与年龄、阅历、身份极不相符的情感表达：他的情意深如海，如少女怀春；愁丝无断绝，似诗人落魄。他赶上天翻地覆、帝制崩盘，又面临衣食难济、家亡人散。他严重的精神内耗，病态倾向十分明显。这五年的日记，就是那些大悲愤与小忧愁的合鸣，让我们看到时代剧变下，一个中产小官僚的身心应激史。
《恩光日记》整理本
举世尽从忙里老
恩光是晚清旗人的常用名，单是做官的，在各家古籍、报刊数据库以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电子目录里一搜，就有七八个之多，所以梳理辨别十分不易，一不小心就要张冠李戴。欲考实恩光身份，剥离冗余信息，当然要从《日记》本身出发，再发散到其他档案文献。
从《日记》中看，恩光的生辰在农历腊月初四，宣统元年五十又九。由此推算，他出生于道光三十年底，公元1851年1月5日。至于任官履历，《日记》中多有自述，如：
余幼即贫寒少赖，十六岁滥膺微末，委蛇数十年，苦艰辛难，饥寒辱迫，罔不备尝，辛卯得仓差，衣食少足，家业微润，庚子又复荡然。再莅任国学，复整家业，竭力支持，撙节捡束，不敢疏懈。辛亥改外，为逃难也；留驻工程，为薪金也。备一家辈坐食靡费也。
所谓辛亥改外，即在宣统二年记名直隶州知州，三年外放山东。《日记》宣统三年五月条称：
于五月二十四日早赴吏部验到，二十八日赴阙左门验看，均遇雨。二十七日即裁撤吏部矣。五月初一日拜庙辞堂，交清一切监署公事，即离署矣。回忆四十馀年在监奉职，一旦休矣，何胜忾叹。
既然本文主人公长时间在国子监任官，那么光绪朝文献、档案中出现的，在内阁、户科、正白旗、吉林、陕西等处任职的恩光，以及犯罪圈禁的宗室恩光，自然均非其人。当然，“在监奉职”是就本官而言，按照清代制度，京官可以据其能力、年资，由本衙门保举，承担本职以外的定期、非定期差遣。譬如《日记》中写：“回想光绪十七年至二十七年之间，奉职通州西仓，十月中即赴通常驻，每日开放王公大员等米石。”此差名西仓满监督，驻地通州新城，管理漕粮，是数得上的膏腴肥差。恩光的“微润”家资，都在此间积累，所以津津乐道，回味无穷。
根据以上信息，检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线上目录，我们可以获得两条明确指向《日记》作者恩光的题奏文书，并由此得出以下结论：这位恩光是满洲正黄旗人，起家工部笔帖式，后考取国子监满洲助教，光绪四年实授之，时年二十七岁，距“辛亥改外”间隔三十四年。《日记》“四十馀年”之说，是老年人追溯光阴时常见的夸张表达。他赴任西仓监督是在光绪十八年六月十八日，“十七年”之说，其实是他京察一等，获得选差资格年份，与实地就职略有参差。“仓差”本有定期，一任三年，届期更换，但恩光得到“于通仓情形最为熟悉，洵属结实可靠”的高度评价，多次破例留任，又赶上“仓储整顿”的特殊机缘，一直留到庚子乱前，也并非没有可能。
恩光“生孤寒，十余岁即为家务所迫”，且从不夸耀父荫祖德，据此推断，大约出身破落的京师旗人家庭。他的汉文写作晓畅而富于辞藻，年过六旬读书不辍，又雅好书法，收藏古籍字画，是个受过良好教育、气质循雅的传统儒吏。他年轻时的身材相貌似颇可观，加之一度富有，出手阔绰，更显得气派轩昂。对此，他在《日记》中沾沾自喜，极力夸耀：“当忆通州监督西仓时，斛金斗万，精神充健，丰姿状伟，气体丰足，身势英特，较之喜寿有过之无不及，洵千百万人无与匹俦。”他情绪敏感，有强烈的文人风致，但沉寂下僚，又管理漕仓，也锻炼出不坏的办事能力与人际斡旋本领，尤其擅长传统士大夫不愿理会的财务核销工作，肯于同商贾们往来交道。只是晚清仕途拥挤异常，他杂途出身，国子监又是冷曹，哪怕多次“京察一等”，也只落得“历俸四十三年始升一阶”，以六品职衔结束官场生涯。他的价值观十分保守，既笃信佛教，又执迷于三纲五常，不但对共和革命切齿痛恨，即于资政院请开国会等立宪活动，也视为“揭旗要挟，等同叛逆”。
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朝停办科举，设立学部，作为国家最高教育机关。国子监虽整体并入，但名目与办公地点得以保留，在职能运行上也具有相对独立性。从《日记》上看，恩光除在学部会计司领六品主事俸禄外，还带有国子监职务，所以时而“赴学部”，时而“赴监”，公务冗杂，自觉无味。
不过很快，恩光得到两个重要差遣：一是“堂派经理新建科场考棚工程”。科场考棚即顺天贡院，在北京内城东南角，今天建国门立交桥西北侧。庚子年京师沦陷后，德国驻军在该处劫掠，将各官厅、号舍的木料砖石拆卸殆尽，以致次年会试无考场可用，只能借闱开封，勉强举行。科举停办后，这处残破的贡院更是荒草没膝，蛇鼠横行，成了无人问津的废弃之地，虽有旨意拨给学部办理学堂，但延宕三年未能成事。宣统元年闰二月，恩光接手了这宗烂尾工程，此后《日记》中也多有他联系木厂，调拨经费，巡视工地的记录。
二是作为学部委派的总办，筹建京师图书馆。这桩差事是恩光本人竭力争取而来。他于宣统二年七月底受委赴任，但此前一年已躬亲其事，在图书接收清点，馆舍选址租用等方面颇尽心力。笔者在京师图书馆的后继——中国国家图书馆就职多年，与恩光可称跨越时空的同事。所以好奇与同情使然，不能不对他的这一番经历多写几笔，除丰满人物外，或可对国图馆史的细微处略有补裨。
《恩光日记》稿本内页
册府经年已倦游
《日记》显示，恩光至少在宣统元年正月已参与图书馆创建，与他密切合作的，是国子监丞徐坊。这意味着，后来的京师图书馆虽隶属学部，但在人事安排与具体工作上，则以国子监旧班底为主。徐、恩二人的办事效率很高，年初五，就以信函交换意见，拟拆运贡院剩余砖块，用于馆舍建造。由此可知，后来学部选派恩光兼办贡院、图书馆两项工程，正是为简便节省，合二为一起见。几天后，二人又约同查收两江总督端方送来的归安姚氏、南陵徐氏藏书，共一百八十箱。这是近代藏书由私化公的较早一宗，也是京师图书馆最早收贮的一批善本。此后数月，恩光与徐坊多次就建馆各事函商、面谈，可惜四月以后的《日记》付之阙如，难以窥其全貌。
当年七月，学部奏上筹建京师图书馆折，二十五日奉旨依议。奏准日期转换公历（9月9日），即作为今天国家图书馆官方认定的馆庆周年纪念日。既然事成定局，后续工作也络绎不绝地开展起来。《日记》择其要者，记有：
（元年）九月廿五日至月底，五日连赴内阁文华殿，会同督运旧书、大卷等，均送学部，以备图书馆藏。数百年不动之物尚有变迁，时世盖可知也。
（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长龄送来图书馆木制关防及经常表册文件。赴学部。未刻，冠带领新铸学部图书馆之印、印钥，并交表文。诣徐丞寓，面交印钥等件，少谈。
六月二十三日 徐丞饬役知照到部查收甘肃送来敦煌山洞珍藏唐朝写本经卷十八箱，未启。少谈图书馆租庙事。
六月二十四日 同图书馆监督徐丞等检查唐藏经卷十八箱。
七月初五日 午后待徐丞来商酌图书馆事，及租庙派员。
七月初六日 午后，同徐丞至广化寺东院相度地势，与僧清朗租定房舍四十馀间，月给五十金为图书馆暂所。
七月初七日 午前起，赴部，支领图书馆用银一千两，即面呈徐丞，少议馆事。
七月初八日 遇徐丞，同行，遂言图书馆事，不揣自荐，只求玉成，以遂望愿。
......
以上记录，涉及内阁珍本、敦煌写经的转运、清点，新馆印章、表册制领，馆舍选址、租用，经费拨发等重要信息，是京师图书馆筹建过程中的关键环节。此时的恩光，仍以学部官员身份为之经办，但他更想要的，是委任馆职，长期并相对专注地办理馆务。
此一念头起自宣统二年七月，至于原因，说来令人大跌眼镜。恩光的图书馆时光，自始至终与他的情绪困境相伴——这是由身体衰老、职业倦怠、经济紧张、情感空虚、国步艰危、家庭矛盾，几下里混杂而成的复合型痛苦，但在不同阶段，表现形式又各有侧重。宣统元年末至于二年夏秋，老房子着火的恩光，最大痛苦是爱而不得——他与年轻仆役李成的同性恋情被家人察觉，随后百般阻挠，迫使李成辞工出走。失恋的恩光产生了严重的分离焦虑，他将李成的名字化写一个“缘”字，在日记里连篇累牍地“想缘”“念缘”“访缘”“疾痛在心，荆棘满目，孤孑凄楚，日坐愁城，精神渐消，心气日减，有无穷之烦恼，无片时之欢忻......”随着公务日繁，恩光的精神世界也愈加分裂。他夜间阴雨洒窗，魂梦支离，幽凄欲绝，生不如死。到了白天，又要监督考场、核对薪津、踏访馆舍，与各色人等往来酬应。他手上查点着从瀚海戈壁，千难万险而来的敦煌经卷，心里“念缘，想甚”，乃至身体燥热，自感“罪孽至极”。等次日稍有闲暇，就忙不迭地“看缘，持灯奔往相见，少叙渴慰。”
因为“行动坐卧，罔不怀想”，恩光迫不及待地要替自己和恋人找个避人耳目的久处办法。他看上了京师图书馆租定的新址，什刹海边的广化寺——上司徐坊曾与之商量，要派专人驻寺，办理馆务。既有此说，这位寂寞难堪的老先生总算得了盼头，他每天念念在抱，诵经祈祷，准备“近僦图书馆成，谋一差守藏，倖邀如愿也”。
什刹海广化寺
两个月后，恩光如愿以偿，接到践履新任命令。九月二十九日，他懵懵然挨到九点起床，先如往常一样百无聊赖，记下：“阴寒微雨，胸膈嘈杂，眩晕畏冷，身心不爽，久病支持。”等午后一觉醒来，忽然笔锋改易，写：“室中生炉火，饮茶，赏新开粗菊数种。寿仙楼、墨牡丹花报，瑶台、泥金报喜初放。”秋末冬初，围炉饮茶，本就是暖融融的温馨光景，再加上菊花斗艳，争相绽放，正是恩光日记中极少见的欢喜情态。果然，等到晚餐已毕，就见徐坊登门，“来谈图书馆将即开办，商酌派用官役一切等事”。这里的“派官”，正派在恩光头上。随后几天，他忙得脚不点地，虽遭妻子极力吵闹，大骂“恶妇”“悍逆”“直是逼迫速死以了冤孽”，却也紧锣密鼓地张罗公事，迅速适应起新角色来。十月十四日，他检点行囊，带着恋人李成移住寺庙，到十六日则部署一切，办理开馆。
当日，京师图书馆首任长官——正监督缪荃孙、副监督徐坊下马拜印。现在，国家图书馆内安设缪氏铜像，以为首创之纪念，殊不知其幕后绸缪，也多有恩光的殚精竭虑与一地鸡毛。可惜，缪荃孙在他的《艺风老人日记》里，甚至没有提过恩光的全名、字号，仅在开馆前第一次见面时，以“恩翁”相称，且将“恩”字错写“英”字，事后涂去，另为改正。堂上之于部属，翰林名士之于庶务浊流，虽然分属同僚，时常见面，却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无怪乎奔走劳碌却默默无闻的恩光，成日怨天尤人，无精打采。
既然恩光的精神困扰是多重的，就绝非搬家履新能够顿解。就职图书馆后，他的心情仍不愉快，工作繁杂令人生厌，原本日思夜想的恋人，一旦朝夕在侧，也变得索然无味起来。
宣统二年的京师图书馆设有监督、提调、总办、科长、纂修、科员、写官等文职官员，另有众多杂役、匠人，从事体力劳动。恩光身膺总办，算是馆内行政、财务的主要负责人。从《日记》看，他的日常工作包括接待到馆查书要人，接收各处新送图书，与正、副监督商酌各项公事等等，但最重要的，还是申请馆务经费、人员薪金，以及制作各种预算表册，完成账簿核销。对支应仓差十年之久的恩光来说，这些财务事项本该熟门熟路，可如今再做起来，却显得格外挠头。
于清廷而言，独立编制的图书馆是新生事物，经费实无旧制可循。开馆前，经学部奏请，资政院议准，政府为京师图书馆岁拨库平银四万两，折算成北京地区常用京平银，大约每万两增给六百两有余。以上经费按月支领，多用于官吏薪资、津贴，馆舍租金，亦有购置书箱、茶烛、煤火等杂项使费，以及提存备用的储备金。四万两的数目虽载于明文，但等恩光到学部会计司支领时，却绝不见发钱的痛快。宣统三年正月，他连续两天为此奔波，无不失望而回：
十五日 午后到学部领款未果，致总办彭同九函，张朗山代核库平加京平，每万两加六百二十六两九钱三分。与双郎中等乱谈。
十六日 午后，赴学部本司领款，候总办来，殊费唇舌，始得勉允。图书馆每年经费二万两，自正月起，分领十三个月，每次京平一千五百三十八两，幸给库平加九十六两四钱二分，合领京平一千六百三十四两四钱二分。
从纸面上的四万两，到实发的两万两，面对打对折的经费，原本抑郁的恩光再次陷入情绪黑洞。虽经徐坊劝解“部中减少亦属常事”，到底愤懑不过，心里恨道：“时遇可慨，内外之不顺心，公私之不合理，忍耐无法，听天由命而已。”为了尽快争取全额拨款，接下来，恩光在新预算的表册制作上大花功夫，又常到学部沟通交涉。然而他的耐心实在有限，一见表格琐碎，或是面谈无果，便发起急来，在《日记》里捣枕捶床地诟骂：“强忍辛苦，忾叹而已。诸凡悖逆，非可情喻理遣，自觉任命，难矣！”
毕竟，经费寡少，于他本人也有切肤之痛。恩光前任仓差，颇有积蓄，家里养着奴仆多人，开销为数不少。且他新近得孙，又要雇佣乳母，老老少少一人供养，日常开支已到了借贷抵当、左支右绌地步。如今经费压缩，连他本人的车马费也不能足额发放，只好自行补齐，或是干脆徒步办事。每值于此，又不免灰心自嘲：“此月又白效劳矣！可笑！”
除了工作遭遇瓶颈，原本热切期待的情感生活，也不能使恩光稍有慰藉。搬到广化寺之初，他与恋人李成算得上如胶似漆，不但呼之为“缘”，且逐日记下“缘侍睡”“缘侍早卧”“与缘抵足眠”之类亲密表现。然而时间稍长，“缘”字称呼，就改作本名“成”字，诸多抱怨也随之而来。其矛盾之最尖锐处，是李成总要告假、晚归，乃至连日不返，每当此时，恩光那强烈的孤独感就要涌上心头，先责备他“支吾荒唐，诚无信实人也”，屡次三番，则直斥其“外出浪荡，不可信任”，那些“侍睡”“抵足”的柔情，也不再见诸笔墨。逃离痛苦的旧家不过数月，精神世界又回到空虚寂寞的原样中去。
除李成外，《日记》所载的恩氏家仆，还有鸿、翔数人，且又见长龄、龚和、李顺名字，似是学部差役，常为恩光跑腿办事。鸿、翔二仆日常往来于恩宅与广化寺之间，他们的立场似与恩光妻子更加接近，先是驱逐李成，代为监视，后又为之讨家用、递物品，往往二人一来，就叫恩光长吁短叹，又想起家中的孽债。和他们比起来，独居在外的恩光，与李成常相聚处，虽不再蜜意秾情，到底生出亲情般的信赖，处之若家人父子。
然而这对畸恋的主仆，最终逃不过利尽则散、势去则倾的现实结局。宣统三年八月，武昌起义爆发，消息传来，京师地面人心惶惑，社会治安也扰乱不靖。恩宅中，奴仆叶翔在主家大肆偷窃，共计数百金之多，这对经济上已经捉襟见肘的恩光来说，真是抄家般迎头重击。一番调查下来，其通同作弊，盗取皮衣典卖者，竟也有李成参与其中。盖其娶妻在即，囊中羞涩，遂被叶翔教唆举动。事后，叶翔潜逃在外，而李成供认不讳。恩光虽然恨极怒极，骂他天良丧尽，却顾念旧情，又不能忍受左右无人，羁旅无依的孤独，所以既往不咎，仍将他留在身边。不想事仅月余，李成又有偷窃之举，那个在《日记》里呼天抢地的恩光，总是无可如何，照旧与他同吃同住，过着相看两厌，又难舍难离的糊涂日子。
进入民国后，丧家失业，穷困不堪的恩光，再也养不起曾经的恋人。随着他从广化寺搬回旧宅，李成也辞工而去，另寻衣食。如果仅是洒泪惜别，不复相见，就一段非主流感情，似乎也不算太糟。奈何更狗血的桥段还在后头，《日记》记曰：
八月二十七日 初鼓，成僮来。未片刻，陡然拳打脚踢，不分皂白，谩骂无礼。遇此无辜，顾属半空飞来，劝谕数四，辱詈余身，悖伦逆礼，平生至今，实未经见，而意外躬尝之。苟延残喘之际，更复直奇变悖逆之野蛮无教之事，命何以堪！孑身忍耐，不能早亡，尚有此等孽障，命薄可叹极！
李成别去数月，忽然主动上门，拳脚相加，此前的《日记》多有缺失，缘故何在，不得而知。不过从恩光行文的蛛丝马迹可以看到，恩、李之间，似乎以恩光的情感较为主动，而李则赖其为家计营生，年岁渐长后，更有重视传统婚娶，摆脱同性关系的强烈倾向。如此决绝行事，或亦与此有关。倒是恩光，虽受皮肉之苦，却不十分记恨。他此后的日子每况愈下，却总在夜深人静时，将与李成的相处当作美好回忆，写下诸如：“连日初鼓即闻后载门外钟声，铮铮在耳，恍如前年庚戌冬，假榻后河广化寺僧寮，携成童避嚣……今昔不能无感，回忆不禁携泣下”“夜间不寐，尝闻钟声，恍若辛亥际携成僮居广化寺僧舍，耳边咫尺间也。每当触忆，不胜感慨，转瞬变迁，一直如此”等等。枕上的钟声唤起旧梦，对比如今的冷寂，愈显昙花一现的温存，又是多么动人回味。
故国招魂向何处
宣统三年，在京师图书馆苦熬不过的恩光开始谋求外任。他先于元年的京官考核中位列一等，且久著资历，按照制度，可以在吏部记名，择机简放正五品直隶州知州。以常情忖度，他是子孙满堂的老京官，从无地方经验，何必在花甲之年舍近求远，自讨没趣的苦吃。然他那无名的苦恼既难排解，又不足为外人道，更兼家业零落，单凭清水衙门的微薄薪水，实在供应维艰。在恩光看来，或许某个僻远的外乡，可以成为他摆脱精神炼狱，又缓解物质危机的乌托邦，于是乎毅然发愿，做好远走他乡的各项准备。新任位于山东，当年五月，通过一系列复杂流程，他在学部、国子监办好了开缺手续，然而一经改途，这个严重的悲观主义者再次陷入情绪漩涡，他长夜难眠，做起不祥的噩梦，又满心凄楚地呓语：“自叹四十五年官，一旦休矣。”“六十衰朽，值此更不知后来如何下场也。”
或许是最后阶段的动摇，让他没能顺利跳出舒适圈。六月底，老上司徐坊为他指出一条回头路：留在京师，照旧任职，另办文庙修整工程，每月可增收五十两。从《日记》上看，恩光没能当场答复，但六天后，就有“申刻到馆，见徐丞，谈次日领工程银十七万两”字样，再过两天，更写“见徐丞，云已留工”。老马吃上回头草，让他愁云惨雾的生活，多了片刻安宁：应差当天，他带李成下了馆子，给出“甚得味，尤廉”的好评，又花八两重金买下皮玉翎管，甚至还想到戏园子一逛，虽遇事未果，也算数年来难得的欢愉。因为工程处事务繁多，恩光辞掉京师图书馆总办，降一等充任庶务科长，但仍带李成在广化寺馆舍居住。
文庙工程是朝廷大事，进展颇为迅速。恩光作为主要承办人，在工奔走极为辛苦，以致愁烦忘却，连续一个多月，没在《日记》中呻吟垂泣，自怜自苦。其间，他因眉颊上爬来红蜘蛛，便饶有兴致地记录在案，又连问“是何喜兆”。红蛛报喜，确是民间俗谚，但一个“喜”字放在恩光身上，也真叫人有铁树开花，枯木逢春的惊叹。
要是忙碌充实的生活就此维持下去，恩光的情绪病或能大为缓解也未可知。然而就在此刻，革命的浪潮排山倒海而来。他七月底见喜蛛，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爆发，京师震动不安。眼看着“国难当头”，恩光的心尖儿自然也揪起来，表现出对时局的极大关切。接下来的两个月里，他每天阅读邸报，隔三差五就在《日记》天头上记录政治动向，凡朝廷如何、“贼党”如何、外夷如何，无不夹叙夹议地加以时评，末了奉上“痛哉”“可恨极矣”“曷胜叹哉”的感叹语，以示与大清王朝的同忾之情。他对袁世凯颇为警惕，对剪发改历、开国会、南北议和等说深加诋毁，至于各省易帜、敦促退位，更是指为“犬吠”，恨得咬牙切齿。
恩光虽是满洲旗人，但在抨击革命时，却以“中华民族”一员自居，并不使用狭隘的民族主义叙事——既不强调清朝统治者的满洲特质，也刻意回避革命党使用的排满口号。在《日记》里，他为“数千年中华伦理纲常，礼乐政治”代言，为“四万万同胞”代言，痛惜“南省黎庶生灵，时遭涂炭，日在水火”，愤恨“新近奸党，甘为外夷作伥”“诸臣动以参用外夷之制，兴学练兵，剥削天下财货”，俨然一维护帝制，恪守三纲，笃信民为邦本、华夷之辩的老儒形象。而等清帝退位诏书一下，他的思想似又突然活络起来，虽仍称此事为“开辟以来未有之变逆者也”，但转而自问：“当此之际，天理人心，数千年流传之礼乐伦常，将殆泯灭耶？抑将乱极当治乎？”由此可见，在满人官僚恩光心底，大清朝的存亡，到底不及日子安稳来得要紧，虽自称“待毙之人”，但若有乱极而治的盼望，总不会为旧时代一殉了之。
事实上，比起武汉三镇的枪炮，大江两岸的嚣攘，乃至太和殿上换了人间，给恩光生活带来最大麻烦的，还是北京本地的秩序问题。当时人心浮动，谣言四起，城内富室尽将门封摘下，王公大臣亦多迁避租界，求保身家。在工程处，各厂商人争相来兑工款，生怕大乱将至，垫付资金先打了水漂。在图书馆，正监督缪荃孙收拾书箱，乞假南归，余者更是“一人不见”，早不知何处去也。恩光的奴仆、官役们也都趁乱壮胆，再不将他认作“老爷”。他连日里自叠铺盖，洒扫屋室，生火做饭还则罢了，甚至“自熬粥，挈僮仆食”。眼见着主仆颠倒，阶级紊乱，恩光现实中忍气吞声，单在《日记》里大骂“畜辈”，又仰天长叹：“活地狱几时逃出耶！”更大的麻烦是抢窃横行。从宣统三年八月起，恩光家四次失盗，除前文提到的叶翔、李成家贼自做案外，另有十月一次在广化寺寓所，十一月一次在旧宅书房，前者险遭火焚，后者失去财物不少。
残喘无人问是非
转过年来，就是民国肇始。临时大总统下令改历改元，惟恩光仍奉宣统年号为正朔，在《日记》里沿用“宣统四年”“宣统五年”说法。大清既亡，文庙的工程款难以为继，官吏薪资更是万难拼凑，是以正月未过，恩光一家就嗷嗷待哺，等他买米下锅。他只好挪借公款，换些铜钱，除送家糊口外，单留下三斤半猪油肉，聊作解馋之用。恩光是个会吃的人，虽喋喋不休抱怨家计艰难，但此前两年，京城中茶楼饭庄的名号，在《日记》中俯拾皆是。如今沦落至此，想必是真拮据无疑。
三月初，听说革命党人即将进京，恩光从教育部（时由学部改名）及京师图书馆交代离任，与他一同告退的，还有年纪不到五十，就甘为逊清做遗老的上司徐坊。失业后的恩光搬回旧宅，与他厌恶的妻儿同住一个屋檐。此后，他们全家没了收入来源，仅靠政府发给的退职“特别费”维持生活。恩光唯一的指望，是将文庙工程续做下去，他在教育部与各厂商间斡旋奔走，指望从中收些“维持金”，聊充续命金丹。次年七月，大成殿黄瓦齐盖，神牌奉安。恩光以为工程完竣，各商应有表示。岂料众人翻脸无情，不认他赴部关说的功劳，至于谢金酬礼，更是推三阻四，分文不出。当年笔锋到处，财源滚滚，如今铁鞋踏破，空手而回。人走茶凉的恩光羞愤交加，大骂奸商畜生，忘恩负义。时至今日，他才真正意识到，自己早已是前朝一衰朽，连为人作嫁本钱也耗尽了，想要舍脸乞食，不过徒增笑柄。
北京孔庙大成殿
“特别费”早已花尽，“维持金”下落无着，恩光一家进项断绝，只能靠典卖家当，借贷赊账，勉强度日。他们今天典皮褂，明日抵夹袄，又卖大车、古籍、木器、陈设、钟表、朝珠，十圆八圆，随典随花。且一家上下，竞相争卖，遮遮掩掩，唯恐人知。譬如其妻先下手为强，自将祖坟边的田地陆续典卖，恩光事后得情，骂也无用。他原有私房箱箧，偶然打开，破烂狼藉，里面的珍爱字画，以及数十柄画扇，早就被妻子、仆人翻去盗卖，他虽顿足捶胸，也无可奈何。到《日记》最末的民国二年底，恩光已将三条胡同的十六间祖产典出，典期八年，作价洋钱一千，现付五百。这所房子配有乾隆年间的老红契，百余年后去属他人，不知能为恩家再添几岁饱暖。
恩光失业后，家里只剩下一个仆人，他本人也只好躬亲劳役，清早起来拾煤添炉，洒扫屋院，《日记》里念念叨叨，是大不情愿的样子。他很想撙节裁减，又抱怨家人靡费，但当官做老爷久了，阶级习气实在难改，哪怕典房卖产，也要强撑体面，维持精致的生活情趣。他闲来无事，就侍弄花草，读书写字，所以动辄要买时令名姝、笔墨纸砚。逢年过节要会朋友、听戏打牌，日常出门照旧雇车，饭馆里赊账打牙祭，偶尔还要吃烤羊肉、涮羊肉，应时当令，更难免饮酒剖蟹、年糕酥鱼。至于水果、干果、糕点、小吃，更是隔三岔五，接连不断，混不像个有出没进，山穷水窄的样子。他心如明镜，对这样的生活又羞又恨，今天买了贵而无用的东西，便记道：“若再漫无节制，则转瞬罄竭，必成饿殍。”然转头又到茶肆，或食火锅，穷嚼大咽，以此发泄无尽的压抑与焦灼。
强烈的不安全感，还唤起他感情世界的空虚躁动。民国二年七月的一个晚上，他想起李成，想起广化寺里的二人世界。在随后的几天里，他的思绪不由自主，翩然升腾，将几十年来“相契”的人物逐一过眼，聊以抚慰岑寂孤孑的漫漫长夜——我们就此可以想象，恩光的家庭关系注定是糟糕。即便旧时婚姻大多与爱情无关，但作为妻子，面对丈夫如许之多的同性情人，再想要信任体贴，举案齐眉，怕也是白日做梦，强人所难了。
很快，恩光的回忆聚焦下来，定格在一个叫李猛的小伙子身上。许多年前，此人在国子监做庖厨，他健壮精神，令恩光心仪不已，甚至“数夜屡梦相从”。从李猛，又想起自己，想起自己最辉煌的西仓时代，那时候的恩光不仅斛金斗万，而且丰姿壮伟，于李猛而言，吸引力大约也不小罢！
接连几天，他的心都被此人牵着，辗转反侧，自叹孽情何其深也！再隔数日，他竟然在瓮城中与李猛偶遇，交谈二刻，更生出“终身亲切，永远相依”的痴念。从此以后，他的《日记》里多出一个叫“同心”的梦中人，抑或以“心”字简写，每日里“念心不已”“念心不释”“刻怀同心”“念心当心”，一如三年前的“想缘”“念缘”，大约取个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之意。
恩光的《日记》，在满纸“念心”中结束了。自瓮城相会后，他和李猛只在街头见过一次，彼此问答，随即散去。那位小他三轮，正在某部当差的英俊庖厨，或许根本不知道，自己正被一位焦头烂额的半熟人当作救命稻草，着魔似的日思夜想，用来抵消家亡人散，坐吃山空的重度焦虑。李猛不是恩家的仆人，无需像李成那样，为“老爷”的寂寞买单。这一次，恩光的“同心”之愿，无论求佛求天，怕都要镜花水月，幻影成空了。
恩光的卒年我们不得而知。他常说自己是待毙之人，六十四岁的年纪，人生终点想必也不会太远。显然，随着家产典尽，加上时局动荡，这位多愁善感又极爱面子的老旗人、旧官僚，很难不在贫病与忧苦中快速走向死亡。这是鼎革之际常见的情形，又何况新旧交替，地覆天翻。
《恩光日记》共有五年，粗看头两年半，特别是略过“宣统”二字，你很难不嗤之以无病呻吟，说不定还要因人而异，加上道德批判，或是窥探猎奇。放在普通人的视野里，他那些日子过得很不算坏：身兼多差，又小有家底，使奴唤婢，生活质量俨然居于同等京官之上。他是京师图书馆的开辟者之一，肇基创业，价值感似不同于泛常；遑论那些深藏宫禁的宋刻元椠，蒙尘千载的敦煌宝卷，饶是个读书人能亲手泽，都不免锦囊玉轴，公余一日三摩挲。更有甚者，他年已六旬，还能如饥似渴地苦恋起来，哪怕千回百转，也未尝不是幸福的烦恼，令生活乏味的人们暗自艳羡。
可《日记》里的恩光呢，除了极忙或热恋以外，他白天烦闷无聊，夜间孤独痛苦。外人眼里，他大概率是个温和慷慨，又富于经验的前辈能员，但背地里，他的精神世界一塌糊涂：他是个满人，可制度上沾光有限；虽能读书，却以杂途入仕，从不曾在上流士大夫的眼目之间。大清朝在时，他四十馀年只晋一阶，功名事业实不堪论。大清朝亡后，他成了无君无父的弃子孤儿，无论精神物质，都彻底没了皈依。他自怜自哀，对世人却多厌恨。在他笔下，妻是恶妇，子是孽子；仆人都是家贼，跟役尽属畜类。合作者是奸商市侩，各派各系的要人，又有哪个不是居心叵测；上司同侪，虽不便恣意批评，但也未尝有所称赏；至于寤寐思服的情人，则更该活在他的意念当中，一旦戳破想象的气泡，也就不过尔尔，再不能支起那脆弱的心房。
《日记》里的恩光是个病人，焦虑、抑郁为主，时而亢奋得令人咋舌。他又更像个精神上的预言家，《日记》里没有宏大叙事，没有天恩宪德，只将喋喋不休的抱怨与谩骂，杂糅进激变的时代与平凡的生活，为自己和大清王朝敲响丧钟，举哀送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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