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3日，小布什政府副总统理查德布鲁斯切尼（迪克切尼为其常用昵称）去世，享年85岁。作为冷战晚期参与对苏“新冷战”的核心新保守主义策士，以及后冷战时代伊始实践“新美国世纪计划”，并通过高烈度反恐战争推翻伊拉克和阿富汗政权、意图改造伊斯兰世界的新右翼核心人物，冷战晚期至2010年前后美国对外战略诸多结构性特质和历时性影响，均由切尼、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维茨等人士缔建。其中，切尼以美国有史以来实权最大的副总统，以及小布什内阁实际最核心决策者之身份位列美国新右翼人物中的头把交椅。当我们审视现今特朗普政府从中东等地局部战略收缩、重新张扬门罗主义夯实地区势力范围，以及弱化旨在一元化世界的战略规划、正视其他大国政治文明和利益关切的大战略调适，切尼历经壮年、暮年及其现今去世的人生旅程，鲜明标注起美国霸权自冷战晚期重新激昂、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如日中天、两场反恐战争期间陷入战略困局以及现今全球权力格局不再单极化的重大变迁。
切尼去世后，美国白宫降半旗志哀。
一、从西部乡下人蜕变为华府座上宾
自纳尔逊洛克菲勒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问鼎总统失败后，美国顶级富豪直接参政现象大为减少，继六十年代越战时期主要由基层知识分子出身的“出类拔萃之徒”组建约翰逊内阁，七十年代前期尼克松、福特政府很多高官亦出身基层，这一时期崭露头角的切尼亦是来自美国中部贫困州怀俄明州的“小镇做题家”。
切尼1941年1月30日出生于内布拉斯加州，后成长于怀俄明州卡斯帕县，其父理查德赫伯特切尼从事农业技术销售，全家属于典型的中西部地区中产阶层。但鉴于怀俄明州在全美经济发展水平倒数，切尼青少年时生活条件相当一般。同基辛格、尼克松等品学兼优且基层出身的学子不同，青年时期切尼的学习成绩不是很稳定，性格也相对活跃，对于学习的持久度和专注度不够。1959年高中毕业后，切尼被耶鲁大学录取，并获得全额奖学金，但由于成绩不好，他两次挂科，后来肄业。学业和生活陷入迷茫的切尼随后回到家乡做了一名电线线路维修工，并同期两次酒后驾车而留下犯罪记录。2015年时对此切尼承认：“被耶鲁大学开除后，我的人生走上了一条歧途。22岁时，我曾两次因酒后驾车被捕。”在女友及后来妻子琳恩的激励下，切尼振作起来选择重返校园，相继获得怀俄明大学政治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66年，切尼和琳恩一起前往威斯康星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青年时期的切尼及其签名
青年切尼深陷迷茫之际，女友琳恩对其影响很大。琳恩家境相较切尼更好，两人高中时便是同学，其父是政府公务员，母亲则是副警长。琳恩在科罗拉多学院获得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后来在威斯康星大学获得十九世纪英国文学专业博士学位，一生出版著作多达十几本。2018年金球奖获奖影片、刻画切尼一生历程的电影《副总统》（The Vice）生动再现了琳恩如何在怀俄明乡间激励当时做电线维修工的切尼。仅从此点来看，切尼和琳恩故事反映出二十世纪中期美国普通人通过努力拼搏实现人生突破的“美国梦”叙事，毕竟那时距离老罗斯福总统的著名演讲《奋斗不息》（The Strenuous Life）才过去约半个世纪，美国昂扬向上和霸权增长之态势仍在延续。
切尼、琳恩及其两个女儿
切尼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后，成为时任威斯康辛州州长诺尔斯的助理，随后获得1968年至1969年赶赴美国国会实习并工作的机会。1969年，切尼进入尼克松政府工作，鉴于出色的行政管理能力和保守主义见解，得以担任压缩政府开支的经济机会办公室主任特别助理；1971年，切尼成为白宫办公厅主任助理，不久后升任生活成本委员会助理主任这一职位直至1973年。因避嫌“水门事件”调查案，在私营企业工作一年后，切尼重返白宫，先后担任福特总统副助理（1974-1975年）以及史上最年轻的白宫办公厅主任（1975-1977年）。其间，切尼获得时任国防部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青睐，逐步成为共和党新右翼的中坚力量，他们在党内党外、院外内外、决策层和产业界大量集结右翼人士，相继组建“当前危险委员会”“总统对外情报顾问委员会”等重要院外机构，一起联合起来对抗时任国务卿基辛格。拉姆斯菲尔德、切尼以及时任军备控制和裁军署署长高级助理的沃尔福维茨等新右翼人士谋求系统改变尼克松、福特政府的对苏战略和全球冷战战略，在弱化美苏战略稳定的基础上祭起苏联无法承受的“新冷战”，以此赢得冷战，而非像基辛格那样默认美苏战略均衡及双边冷战局面的永久化。
成为美国史上最年轻的白宫办公厅主任的切尼
任职福特总统白宫办公厅主任期间，切尼积极动用自身资源及对总统的亲密私人影响，给予新右翼人士发挥影响的各种便利，同时也逐步影响总统的思维，这促使福特的对外战略愈加区别于尼克松，进而选择逐步升级美国对苏强硬力度。同时根据解密史料，切尼任职期间决策和行为果敢甚至狠辣，敢于动用司法部力量打击泄露美国国家安全情报的自由派媒体，这一点其实是得到了尼克松政府的真传，凸显冷战紧张局面下美国政府集权努力同其自由主义政治生态之间的矛盾和张力。
切尼在内，这一时期崛起的新右翼人士一般都深信科学主义方法而非历史主义方法。他们不少人深受理工科训练，历经运筹学、博弈论、有限核战争研究、净评估（Net Assessment，净评估是一种综合性战略研究及情报分析方法，强调研究和政策分析的战略竞争性、现实诊断性、跨学科交叉性和前瞻预警性）等新兴学科及方法的深厚给养。他们断定，基辛格等人拥趸的历史主义方法严重限制了美国制苏的国力潜能和国家自信，批评基辛格主要参考欧洲近代史以求美国人了解世界的复杂性，以此学会节制与审慎，但却严重低估了摆脱“越战综合征”后美国持续振兴的能力。新右翼相信，基辛格不懂科学主义范式中的经济学方法，沿用历史主义方法去研判美苏大国战略竞争趋向，这站在了错判历史大趋势的一方。正是在批判基辛格对苏“缓和”战略的浪潮中，切尼亲身参与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新右翼对苏“新冷战”过程，进一步提升了其在共和党强硬派中的地位，并使其进一步熟悉防务、情报、长期战略竞争等国家安全战略事务。
二、“苏联必须死，美国才能活”——切尼的冷战战略选择与右翼对苏“新冷战”
历史地看，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反击基辛格的过程中，切尼、拉姆斯菲尔德等新保守主义人士激昂起冷战十字军主义对于人类与生俱来可以永续进步、美国能够击败苏联的乐观主义情绪。正是切尼在内的新保守主义者对美国国民经济军事化潜能远为乐观的估计，卡特和里根政府时期，在新右翼逐步抬升的政策影响下，美国相继借助第二次“抵消战略”（Countervailing Strategy，指通过战略军控限制苏联核力量发展，但同时借助新科技革命提升常规军力、有限核战争能力及对苏比较优势的军事战略）、对苏成本强加战略、构建天基威慑和战略反导的现代化威慑体系、对苏粮食禁运、掐断苏欧经贸技术合作等系列组合拳，构筑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期的极为凌厉对苏“新冷战”攻势。
为铸就对苏全面优势，在福特政府任职期间，切尼力所能及地帮助国防部部长施莱辛格、拉姆斯菲尔德等强硬派推动追求对苏全面优势的第二次“抵消战略”，发展并列装第三代常规武器和较之苏联更为先进的战略武器。根据最新美国国家安全解密史料，经过改革，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美国核战争的能力与意志其实较为显著地强于苏联。而在安全观及军控政策领域，切尼在内的新右翼力量极力塑造并扩大“苏联威胁”叙事，反对温和派推动对苏“缓和”及双边战略稳定，反对战略军控或至少强调竞争性而非合作性的军备控制思路。不仅如此，新右翼还将对苏冷战演绎为使徒美国与敌视基督的“邪恶帝国”之间的宗教圣战，以此大约自70年代中期起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再度神学化。
为强化塑造“苏联威胁”进而实现政治动员，切尼亲自参与缔建七十年代中后期在美国呼风唤雨的第二次“当前危险委员会”，委员会其他主要成员包括：同基辛格激烈政争的两任国防部部长施莱辛格和拉姆斯菲尔德、海军作战部部长朱姆沃尔特、财政部副部长沃克、前副国务卿罗斯托、鹰派元老级参议员杰克逊等重要人士。委员会还囊括日后里根政府多位核心阁员，包括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兼助理国务卿沃尔福威茨以及国安会苏联事务主任、耶鲁大学苏俄史专家派普斯，他们均为新保守主义阵营中坚力量。建立之初委员会人数便超过140人，基本囊括了美国新右翼主流人物。
新右翼力量之所以于1976年11月方才组建委员会，是因为共和党鹰派代表里根在党内推举中惜败于福特，福特又于同月举行的大选中败于民主党卡特政府，新保守主义者再也无法忍受最高行政当局继续推动对苏“缓和”，故而决定通过当前危险委员会等机构的系统运作，全面改写美国的冷战战略。身在当前危险委员会积极活动的切尼还是福特竞选团队的竞选经理，福特败选后，切尼不被民主党政府所容，遂在七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长期活跃于美国国会，成为怀俄明州在华府的众议员，借此积累了大量人脉。八十年代末的国会相关报告证明，切尼所在当前危险委员会联合新右翼人士参建的总统对外情报顾问委员会所做出的对苏战略评估都严重夸大其词，新右翼力量此种惯于渲染外部威胁、严重政治化情报评估的做法，后来被切尼运用到反恐战争之中，构成其人生重要污点和新保守主义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特质。
至卡特政府任内，切尼所在的当前危险委员会成为实际上的“影子”外交内阁，亦成为共和党鹰派做好执政准备的培训学校。他们一方面反对对苏“缓和”战略，另一方面做好代替卡特政府进而全面执政的准备。到里根政府时期，当前危险委员会中多达51名成员加入内阁，30多人进入总统外交政策班底。在这背后凸显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美国政治的全面右转态势，以及新保守主义者加速主导美国内政外交的重要社情变化。切尼在内的新右翼由此坚信，美国是放之四海皆准的自由主义天命之所在，美国不能逃避“转型”苏联政治模式的道德义务，故而切尼等当前危险委员会成员极力反对卡特政府继承而来的对苏“缓和”框架，甚至反对行政当局因过于畏惧苏联进而过度联华。切尼等人由此持续尊奉1950年《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确立的“最坏情况打算”思维、优势论战略哲学信仰以及极为乖戾的反苏目标。数年下来，新右翼势力的院外活动大大瓦解了卡特政府的执政基础，是1981年民主党政府未能连任的关键因素。
事实证明，正是秉承美国稍微努力就击败苏联、美国可以形塑整个世界的乐观主义情绪和冷战致胜主义思维，奠定起切尼、拉姆斯菲尔德等人二十年多后选择入侵伊拉克，推动所谓“大中东民主路线图”的国家安全战略思维，这事实上是美国冷战思维在后冷战时代的惯性遗存。相关右翼冷战思维中，非常著名的是所谓“拉姆斯菲尔德法则”，即“历史告诉我们，示弱就会让人抓住软肋。一次又一次的示弱可招致风险，而强势也许能很好地阻止这样的风险”，切尼、沃尔福维茨等高官是将上述法则贯彻到二十一世纪初美国对外战略框架的新右翼核心人物，进而深刻形塑了世界历史面貌。
三、问鼎单极时刻——防长切尼的思想与改革
1981年共和党鹰派代表里根入主白宫，切尼成为其最早一批主要支持者，后于1981年至1987年长期担任众议院共和党政策委员会主席，并参与主导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排名位列全党第五，成为共和党的核心人物。这一时期切尼进一步展露其反对扩张公共开支、反对移民、反对堕胎及性别多元、主张增加军费的新保守主义姿态。共和党老布什政府执政后，切尼于1989年3月至1993年1月出任国防部部长，他挑选鲍威尔将军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二人共同策划指挥美国入侵巴拿马的“正义事业行动”，并果敢地发起驱逐入侵科威特的伊拉克军队的“沙漠风暴”行动。基于碾压对手的信息化作战实力，切尼治下的美军全面贯彻里根政府时期“重振国威”的新军事变革，一扫“越战综合征”阴霾，获得空前的军事胜利，美国同期进入近现代以来所罕见的“单极时刻”霸权。
面对苏联1991年底解体，切尼另一核心事务是如何管控苏联海量的核物项，他是最早一批估计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政治极端主义相结合将对美国构成重大安全威胁的战略家。切尼警告称，其他国家如伊拉克、伊朗和朝鲜，可能会在苏联解体后获得核部件与核技术，因而他支持老布什总统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于1991年、1992年相继达成削减核武器生产及部署的军备控制协议。切尼同时成为由美国出资、大力推动俄罗斯和乌克兰裁军的“纳恩—卢格计划”的重要支持者，显著削弱了俄乌国家的战略武器储备及技术潜能。
“纳恩—卢格计划”下遭到拆除的苏军陆基弹道导弹发射井
基于新保守主义及优势论的战略选择，伴随冷战结束，如何重组北约并修改其战略是切尼面临的另一主要问题。他认为，北约必须继续作为保障欧洲安全的基础，从长远来看，北约对俄罗斯所谓扩张主义之预防对美国仍很重要。1992年12月，切尼公开强调北约需向东欧国家提供更多援助，最终让其加入北约。他预言，中欧和东欧是未来最具威胁的潜在安全问题。后来，切尼在小布什政府任内是力主北约东扩的核心人物，这事实上埋下了如今俄乌冲突的导火索。
针对武器研发和军备建设，切尼任内比较保守，拒斥在冷战结束的背景下大幅削减美国军费开支，致力于维持美国战略核力量的迭代升级、推动战略反导研发，并持续推动新军事革命。离任前，切尼进一步强调战略威慑和防御、前沿存在和危机反应，始终将战备、可持续性、现代化部队结构作为美国国防战略的重心。值得注意的是，切尼同时任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主任马歇尔一样，均在八十年代末至冷战结束伊始便将注意力投射至中国，国防部及其所属净评估办公室为此展开针对中国的数十次净评估，企图利用净评估等新型区域国别研究方法及早研究并遏制中国，这奠定了切尼在小布什政府任内对华战略的基本思路。
1993年克林顿政府上台后，切尼加入著名的新保守主义智库——企业研究所担任高级研究员。1995年10月，他成为位于得克萨斯州哈利伯顿油气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直至小布什邀请其作为2000年大选的竞选伙伴。入主白宫前，哈利伯顿公司给予切尼2600万美元退职金，这引发后来人们对于切尼执意攻打伊拉克的各种猜想。
切尼希望保留但最终遭到裁汰的美军“和平卫士”重型洲际弹道导弹
四、推广“新美国世纪计划”——美国史上最具权势的副总统切尼及其暗面
克林顿民主党政府时期，共和党鹰派通过院外组织积极在野活动，1997年，在切尼亲自运筹下“新美国世纪计划”（PNAC）及相应右翼组织出炉，目标是利用美国的单极霸权优势，建立“美国治下的世界和平”，抑制平级竞争对手崛起，按照美国的利益与原则构建国际新秩序。他们着力批评民主党政府未能有效提升美国国际角色，弱化了美国塑造全球愿景的能力，要求采取“仁慈的全球霸权”立场，高举“新里根主义”旗帜。除去切尼，原国防部部长拉姆斯费尔德、副部长沃尔福维茨、小布什幕僚卡尔罗夫、政论家卡根等重要人物成为该计划推动者。事实证明，“新美国世纪计划”比较深刻地塑造了日后小布什政府单边主义、黩武主义、破坏大国战略稳定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对外战略，成功聚集起右翼力量从而为开启伊拉克战争大开绿灯。
2001年春小布什政府执政前，为推进“新美国世纪计划”，副总统切尼拉拢拉姆斯菲尔德再次出任国防部部长，以制衡国务卿鲍威尔，他还谋求沃尔福维茨出任中情局局长，但未能如愿。从2001年春到911事件爆发前，切尼主导下小布什政府的对外战略一方面强调打击所谓流氓政权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结合，另一方面很早便着手应对大国战略竞争，通过强化前沿威慑、销蚀大国战略稳定等举措对其他大国进行预防性遏制。
911事件爆发后，小布什总统即刻前往马里兰州山区的核战指挥基地避难，切尼则坚持留守无法抵御大规模袭击的白宫地下室以应对危机，取代小布什成为恐袭期间实际上的美国最高决策者。切尼无与伦比的权势地位还表现在，参众两院专门有其三间办公室，他同时在白宫西翼有专门办公室，形成对小布什总统无以复加的亲密关系及私人影响，总统国安事务助理、国务卿等高官的传统影响力则大为下挫。综合来看，正是在911事件及随后两场反恐战争时期，以强调副总统职权地位的美国政府连续性计划（Continuity of Government）为基础，以小布什总统专业能力素养欠佳及个性缺陷为现实条件，切尼成为当代美国史上最具权势的副总统，甚至一度主导任内美国实际的对外战略，由此深刻影响了二十一世纪初的美国的战略选择和世界历史走向。
恐袭当天，切尼在办公室观看911事件新闻
911事件后，即便美英情报界的绝密情报和各种信息均表明，伊拉克同基地组织发起的本次袭击并无直接关系，但切尼执意将两者建立“确信”的联系，违反联合国决议和各国普遍意愿，悍然对伊拉克发动更迭其政权、扩张美国中东战略利益的全面战争。他不仅帮助白宫制定“反恐战争”战略，多次公开声称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甚至多次亲自前往中央情报局总部，要求美国的相关情报评估必须“政治化”，以服务行政当局的战略需求和现实决策。此举同七十年代切尼为所服务的当前危险委员会故意夸大“苏联威胁”、进而实现特定政治目的的举措如出一辙。即便国会911事件调查委员会2004年时得出结论认为，伊拉克与基地组织之间不存在“合作关系”，但直至2014年切尼仍继续误导性地声称萨达姆“与基地组织有10年的关系”，不愿承担任何罪责。
面对截至2010年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共造成超过50万平民死亡和近万名盟军阵亡，切尼始终对他发动战争的决策毫无悔意，其晚年思维之固执和保守，在美国二战后历代战略家中是比较少见的。毕竟曾经参与越战、极力反苏的著名战略家如麦克纳马拉、尼采等人均在晚年积极反思自身曾经的思维和决策，进而致力于国际和平事业。二十年过去，事后看来，切尼主导的两场反恐战争显著地消耗了美国的硬实力、软实力和90年代以来本已强化的国家魅力，美国日渐陷入左支右绌、不知节制、黩武至上、谋求一元化世界等传统帝国极易陷入的过度扩张陷阱。
2006年时的切尼、布什和拉姆斯菲尔德——美国史上最为鹰派的“超级鹰”内阁
反恐战争期间，切尼另一大人生污点就是他亲自授意美国司法和军队部门大量虐囚及刑讯逼供。911事件后，中央情报局将酷刑作为对恐怖嫌疑人的标准手段，2014年解密的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报告详细揭露了中情局如何全面使用酷刑并隐瞒相关事项。经调查，副总统切尼极力支持酷刑计划，中情局并非独立行动，相反得到切尼直接授意下白宫及司法部的批准与支持。同时，以反恐战争为契机，以《爱国者法案》强化对公民进行电信监听等系列举措，切尼积极强化美国国家安全型国家建设，推动扩大总统的行政权力，呼吁全面修订《外国情报监视法》《总统记录法》《信息自由法》及《战争权力法案》等影响行政权力的国会立法。凡此种种，异常暴露出切尼极度危险而又深刻的新保守主义人格特质、决策风格和国家安全战略选择。
五、切尼一生所注脚和凸显的美国霸权变迁
历经越战教训以及基辛格等“缓和”论者的纠偏与努力，美国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本已开始学习战略制定中源自欧陆传统的历史主义智慧，以求绘就多元均衡、和而不同的世界历史新画卷，但切尼、拉姆斯菲尔德等一系列新右翼人士所催生出的冷战致胜经验和单极霸权迷思，却在冷战晚期至后冷战时代伊始，再度激昂起美国大战略对于数理计算、科学致胜、黩武主义和深信自身无所不能的信仰与依赖。
作为强调懂节制、讲协调的基辛格战略思想的长期对手，切尼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者虽然确实通过成本强加等复合战略逼促苏联垮台、赢得对苏大国战略竞争，帮助奠定起90年代美国的单极霸权，但亦在深陷痴迷权力、唯吾独尊、企图一元化世界的战略视野中，遮蔽了自身本应拾取的尊重全球文明多元多样、知晓美国力量和目标须有限度的理性与智慧。切尼们严重低估世界的多样性且高估美国能量的决策思维和路径惯性，导致美国执迷于作为完胜者的冷战致胜神话，这一神话不断濡化，成为对美国未来大战略展开理性讨论的严重障碍，亦是当今诸多国际治理悲剧的重要根源。
秉承冷战致胜主义的思维惯性和路径依赖，2001年共和党新右翼执政后，切尼等人进一步强化以“最坏情况打算”制定大战略的“百分之一主义”，扩大宣扬外部威胁的“威胁通胀”现象，形成继新右翼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掀起反苏活动后相关实践的再次复振。上述思维成为冷战晚期至后冷战时代初期美国国家战略凶狠且危险的特质，长期贻害全球地缘和平，且长期潜伏于美国社会及决策层，并在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及拜登政府时期亦深度发挥影响，以所谓“大国战略竞争”为名，严重动摇对全球和平至关重要的多边战略稳定结构。
我们看到，特朗普执政第二任期以来并未大量沿用第一任期呼风唤雨的新右翼人士，相反相关决策强调尊重不同大国的势力范围和政治文明，强调战略节制以及特定地缘方向的战略收缩，且对黩武主义及优势论之奉行有所弱化。这些不同于切尼时代美国对外战略的新特点和新趋向，以及特朗普战略调试的持久度及新右翼力量的后续反应等重大问题，均值得跟踪观察。但毋庸讳言的是，切尼壮年、暮年及现今去世的人生历程，十足地标注起美国霸权在冷战晚期赢得对苏大国战略竞争、至90年代问鼎单极时刻、两场反恐战争后又陷入战略困境的国际格局演变线索，同时又昭示出而今大国竞相崛起、全球权力格局不再单极化的重大世界历史秩序变迁。
二十世纪中叶美国著名史家威廉姆斯针对右翼力量惯于对外征伐和道德傲慢的致命弊病有过如下深刻揭批，“对于美国来说，未来若不是现状的翻版，便不过是政治不正确的奇思怪想”，他认定应放弃“美利坚帝国的解放神学”；威廉姆斯进一步喟叹，“美国亟需面对和改变自己，但不幸的是，他们过去不愿意，现在也不会，相反，他们会坚持长期以来束缚着他们的世界观；其结果是，美国外交的悲剧可能会继续下去，美国人民甚至现在还没有意识到等待他们的命运。”切尼作为副总统2009年卸任前的支持率低至罕见的13%，这或许就已经帮我们回答了很多疑问，完成了对其历史地位的公允评价。而能否摆脱切尼为代表的新右翼力量对于美国内外战略的过度形塑及危害，或许真的关乎威廉姆斯所言在前方等待美国人民的国家命运之未来流变与荣辱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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