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可持续全球领导者大会于10月16日-18日在上海市黄浦区世博园区召开。中国行长刘珺出席大会并表示，可持续发展并不等于某一状态的简单维持，而是需要系统具备自我进化与动态平衡的能力，形成生态，构建经济与社会之间的良性循环。
在刘珺看来，一切皆不变并非发展，更可能是僵化和停滞。例如，我们进行生态保护不等同于停止开发，我们建设繁荣的市场也不意味着所有市场主体都应静止状态地存续。
“真正的市场活力，并非源于市场规模的单向扩张，而需要创造与颠覆之间的动态平衡。”在刘珺看来，进入数字时代，我们对熊彼特Creative destruction应进一步深化理解。“Creation可以指向新生态、新模式、，甚至简单到新注册的公司特别是初创企业的数量、新增的就业人数；而destruction的一面，要体现创新特别是颠覆性创新的重塑力和破坏力，直观的反映即是破产企业的数量和比例。”刘珺进一步解释。
刘珺表示，不是市场主体都存续就是好的市场，可能恰恰是安全第一的保守与审核限制了创新；相反，良性的市场一定要有良性的新陈代谢。所以在关注增量市场扩张的同时，也一定要关注存量市场的出清，尤其不能简单以破产率的高低来评估市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强弱。
进一步看，刘珺表示，“破”与“立”之间的关系并非恒定。当落后的生产力或生产关系已然阻碍社会进步时，破就是止血，破就是减损，破是防止更大沉淀成本的理性选择。在范式变迁中，破是人类前进的根本动力；当未知成为决定因素时，放弃固有的思维定势，向外突破、向死而生。这种“破”的勇气，与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是一致的。因为真正的可持续，不是静止地延续，而是有序地重生。
刘珺强调，只有在不断创造、不断出清、不断再生的循环中，人类社会的发展才能真正实现长期的稳定与繁荣。
以下为发言全文：
各位嘉宾、各位朋友：
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参加新一届可持续全球领导者大会，共同探讨可持续发展这一关键议题。过去一年，全球可持续领域有很多新变化，其中不乏令人振奋的突破，同时也有难以回避的困境。各国在碳市场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信息披露标准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也在经历政治分歧、资金落差、气候灾害等现实压力。可以说，过去一年是考验全球可持续发展韧性的一年，更是推动各方重新审视可持续发展理念、重塑合作路径的重要契机。我也想借此机会，分享几点思考。
首先，要正确认识什么是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并不等于某一状态的简单维持。
一切皆不变并非发展，更可能是僵化和停滞，可持续发展需要系统具备自我进化与动态平衡的能力，形成生态，构建经济与社会之间的良性循环。例如，我们进行生态保护不等同于停止开发，我们建设繁荣的市场也不意味着所有市场主体都应静止状态地存续。尤其是进入数字时代，技术进步加速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拓展，推动生产曲线变得更加陡峭，有些曲线变得不连续或者多维；叠加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所展现的精准化、差异化、个性化、体系化能力，使得同样的需求可更高效率地被满足，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对GDP总量形成“减法效应”，对于市场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也提醒我们，真正的市场活力，并非源于市场规模的单向扩张，而需要创造与颠覆之间的动态平衡。
从这个意义上讲，进入数字时代，我们对熊彼特Creative destruction应进一步深化理解。Creation可以指向新生态、新模式、新产业，甚至简单到新注册的公司特别是初创企业的数量、新增的就业人数；而destruction的一面，要体现创新特别是颠覆性创新的重塑力和破坏力，直观的反映即是破产企业的数量和比例。特别是对于传统产业或未形成有效生产力的新行业，没有一定的破产比例，说明旧有模式和低效主体未能被有效改变和出清，亦或者“新瓶装旧酒”的复制性创新居于主流。因此，不是市场主体都存续就是好的市场，可能恰恰是安全第一的保守与审核限制了创新；相反，良性的市场一定要有良性的新陈代谢。所以我们在关注增量市场扩张的同时，也一定要关注存量市场的出清，尤其不能简单以破产率的高低来评估市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强弱。
进一步看，“破”与“立”之间的关系并非恒定。当落后的生产力或生产关系已然阻碍社会进步时，破就是止血，破就是减损，破是防止更大沉淀成本的理性选择。在范式变迁中，破是人类前进的根本动力；当未知成为决定因素时，放弃固有的思维定势，向外突破、向死而生。这种“破”的勇气，与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是一致的。因为真正的可持续，不是静止地延续，而是有序地重生。只有在不断创造、不断出清、不断再生的循环中，人类社会的发展才能真正实现长期的稳定与繁荣。
第二，可持续发展不仅是一个经济学问题，更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命题和系统命题。
传统意义上，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在资源相对稀缺的条件下如何实现有效配置，以实现消费者效用、生产者利润或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学科。因此，如果仅从经济学视角看待可持续发展问题，我们首先考虑的是即期和远期、发展和安全、自利与利他等目标的选择与权衡。然而，保持现有约束条件恒定，仅牺牲短期利益或自身利益，来推动长期目标和共同目标的实现，这一路径本身就带有一定不可持续的色彩，可能难以长久适应发展需要。尤其近年来，全球治理格局加速重构，国家间分工协作的主线进一步向本国利益回归，全球气候变化行动产生了一定的回退，包括ESG在内的不少议题出现了争议，这种全球共识的弱化即是典型例证。
因此，真正有效的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并非基于单一的经济学手段，尤其不能忽视的一点是，实现绿色低碳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上，更大部分的贡献可能来自于材料学、物理学、生物学、环境科学等交叉领域的突破，以及对存量产业进行新技术的适用和改造，如果没有这些技术突破，可持续发展目标将始终遥不可及。通过技术的创新变革，实现可持续发展所需付出的当期成本可以大幅降低，现有人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能够维持甚至改善，各国的利益和诉求之间的鸿沟有望得以弥合，整个系统的福祉和韧性也将由此提升，进而为实现真正可持续范式的绿色发展提供可能。典型如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过去十余年间，动力电池能量密度的增长带来续航里程超过6倍的提升，同时成本也下降了8成，这推动了汽车工业的绿色革命，也使其自然而然成为更多消费者的当期选择，最新数据显示，中汽车零售渗透率正带动全球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同步提升，中国方案被全球使用，或者说基于中国措施的全球方案惠及全球。
第三，面向数字时代，技术创新在解决现有发展约束的同时，亦可能伴生新的挑战。
技术变革是推动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但其所带来的新的治理问题也值得关注。例如技术演化对社会结构的冲击。区块链、智能合约等数字技术的发展，将权力、数据和信任从传统中心化机构分散到个体，呈现出一定的“去中心化”“去中介化”趋势，这显示了技术理想主义的一面。但人类社会从过去走到今天，从来没有真正“去中心”或“无中心”。这种“去中心化”是相对于传统经济模式而言，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把循环体系的中心原点给去掉，随着新技术的应用和演进，权力和资源或将逐步向少数核心技术再次集中，最终是在以“去中心化”之名行“再中心化”之实，形成新型基础设施集权和网络效应的固化。以近期备受关注的稳定币为例，其在交易验证环节，以基于共识算法的技术信用取代对传统第三方的授信，技术上实现“去中心”，但实际上，稳定币的发行和治理仍高度依赖链下技术实体，前两大稳定币发行方市场规模占比合计超80%，又形成了新的“技术中心”或“算法中心”，并且对储备资产的托管、投资、审计也是中心化的。也就是说，过去的物理中心和机构中心化变成了虚拟中心和技术中心化，在这样的发展趋势下，面临着更高、更趋复杂的治理要求，社会信任模式、商业可持续性、多边治理规则等方面都需要全新的解决方案与之适配。
再如人工智能对人类智能的替代问题。AI技术的快速突破，正在推动经济活动的主体和客体发生深刻变化，作为传统客体或生产工具的物或机器，拥有了更强的生产力、判断力甚至决策力。当AI可以轻松胜任人类的工作时，人类的存在价值就会被重新审视，似乎AI对人类存在替代的可能。但人类是有意识、有思想的高级动物，AI的智能与人类的意识有强关联，却不是同一范畴。智能是外在的，更多显示力的一面；而意识是内在的，更多显现非力的一面。智能有绝对标准，而意识却未必。所以，让机器有意识或许是一个未知的登月计划（moon shot），就像“冰箱理解饥饿”。人的可持续发展，不应是与AI在重复性劳动或计算能力上的竞争，而是要发挥独有的意识、情感和创造力。与此同时，也要加强科技伦理设计，将人工智能作为一类“道德行为体”构建价值对齐的伦理锚定，考虑其开发和应用全生命周期对人类福祉、尊严、公平的影响。总体来看，科技至上对文明的淡漠或压制可能在短时间内存在，但放在更长的轴上，代表一个时代的标志性工具，其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往往趋于重合，科技向善、工具向善的趋势性特征会越来越显著，与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也会越来越契合。
各位嘉宾！中国工商银行是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倡导者、践行者，我们打造了“工银绿色银行+”品牌，形成了完整的绿色金融产品体系，绿色投融资规模保持市场领先，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金融支持；我们构建了“AI+”的工银智涌大模型平台，其应用在去年节省了4.3万个人年，今年预计还会再省5万个人年，通过面向应用、面向具体问题的技术创新实现运营效率提升；同时，我们也在深度参与全球可持续金融交流与合作，通过标准共建、业务合作等方式，共同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
各位朋友！新经济不仅是注意力经济attention economy，更是参与经济engagement economy，所以，在可持续发展的进展中，每一个人都是参与者，都是当事人，都是利益攸关方，甚至硅基智能体也在其中。让我们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联合，形塑我们共同的未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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