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官员与间谍纷纷涌入上海
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前不久，德国纳粹党官员与间谍纷纷涌入上海。他们是从美国与拉丁美洲被驱逐出来的。在这些纳粹党人员中，排在首位的是驻旧金山的原德国总领事弗里茨韦德曼上校。
1941年10月上旬，韦德曼抵达上海。据德国通讯社报道，韦德曼准备就任天津总领事。从他之前是旧金山德国总领事来看，天津总领事这一职位对他来说似乎是降职，但实际上将他调任该职的目的，是将纳粹的间谍与宣传活动从新世界的美洲大陆转移到东方，然后再从东方向美国挺进，他这个“纳粹人才”不会在中国的北方港口城市天津被埋没。
韦德曼（左）与斯蒂芬妮冯霍恩洛赫公主
韦德曼之所以会来到东方，是因为他对国际形势有一种天生的灵敏嗅觉。他原本打算乘坐日本轮船秘密离开旧金山，由于被美国政府发现，不得已又上岸，在受到监视的情况下，横穿美洲大陆被送到纽约，之后又与其他纳粹间谍机关人员一起乘坐特别的轮船被遣送回德国。然而，他并没有在德国滞留太久。也许是乘坐了潜水艇，他突然出现在拉丁美洲的纳粹基地——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从这里，他携带装有准备交给纳粹驻东京大使与远东特务机关人员文件的公文包和行李箱，登上了开往东京的日本轮船。在纳粹间谍机关人员中，还有汪精卫傀儡政权下的德国外交代表海尔M费舍尔。
韦德曼被任命为天津总领事这一职位的原由是在他抵达上海后不久才完全明白。纳粹预想，如果德国向东方进攻，日本向西方进攻，两边一夹击，苏联就会早日崩溃。纳粹推测日本可能会从满洲进攻外蒙古与西伯利亚，并筹建与日本一起行动的机构。日本人很早以前就在天津训练远征西伯利亚的白俄军队。白俄军队由从中国北部与生活在满洲的俄罗斯人中招募的士兵组成，共有两个联队，名义上由年老的哥萨克人阿塔曼谢苗约诺夫率领。他自十月革命以来一直受雇于日本。
韦德曼来到上海，说明纳粹在远东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攻势。而其目的，就是抵消英美强迫日本从中国撤军的努力。希特勒出于对日本的支持，很早就将蒋介石司令部的德国军事顾问全部撤回，同时，对“满洲国”与南京的汪精卫傀儡政府也给予外交上的承认。
9月27日，韦德曼参加了在东京举行的防共协定纪念仪式。10月中旬，主要来自墨西哥和拉美各国、人数多达3000余人的“专家集团”在东京进行会谈。在这个“专家集团”中，有中国与日本大使馆与公使馆的职员，最重要人物的是来自日本政府、特别是担任内务省要职的官员。纳粹官员抵达上海后公开接受采访，采访内容在上海的纳粹机关报上刊登。纳粹预测，在华盛顿举行的日美会谈“必然破裂”。
英国人试图切断纳粹官员从美国西海岸的港口——主要是旧金山前往日本与中国。英国海军的大型军舰在横滨海域拦截了日本班船浅间丸，并命令数名纳粹高官下船。其时这些高官正在从美国与南美前往日本与中国的途中。后由于遭到日本政府当局的强烈抗议，这艘英国军舰不得不将大部分德国纳粹高官移交给日本人。而在日本抗议的背后牵线指挥的正是东京的德国驻日大使欧根奥特。
此外，经由日本秘密抵达远东的著名纳粹间谍中，还有即将就任上海总领事的约翰内斯博尔希尔斯博士。博尔希尔斯之前曾担任纽约总领事。比他早到中国的还有在天津建立了纳粹与白俄的联合组织的瓦尔特福库斯。据新闻界透露，他的主要任务是在中国北部与外蒙古引发反苏维埃政权的动乱，计划在苏维埃政权崩溃后，在亚洲奠定有助于建立日、德提携的势力范围的基础。德国人还准备在日本与英美列强爆发战争之时，接管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于是就开始进行人事安排。
韦德曼到达上海后，在纳粹机构集中的地区召开了远东纳粹全体高官会议。德国人学校、纳粹练兵场、德国广播电台等所在地区正是汪精卫政府管辖的中国领土，从公共租界的边界线横穿马路，很快就能到达。出席会议的有驻汪精卫政府的德国公使马丁费舍尔博士、驻泰国的德国公使恩斯特文特勒、驻上海副总领事克里斯汀金舍。金舍之前因参与纳粹阴谋，曾被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驱逐出境。另一位出席会议的是被派往远东、肩负特殊任务的盖世太保军官梅辛格上校。
纳粹在上海掀起的反犹风暴
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前后几个月间，有来自德国和奥地利的数千名犹太难民抵达上海。这些难民为了寻找登陆地点，在世界各地徘徊了好几个月，最后到达上海。上海当时是世界上唯一不需要登陆特别许可的护照的港口，犹太人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落脚点。
在上海，犹太难民住在廉价的公寓，接受当地犹太人设立的基金会或纽约、伦敦的犹太人救济协会的援助。住在上海租界的两位著名的犹太人——英国人维克多沙逊爵士与荷兰人斯皮尔斯曼为难民提供了免费的住所。日本人在珍珠港事件后，占据了上海的所有地区。他们接受纳粹的命令，将难民安置在条件艰苦的“犹太人居住区”。纽约的犹太人社会为管理食物、衣服与经济援助的分配，向上海派遣了代表。这些经济援助采取向犹太人个人或团体提供小额贷款的方式，使他们能够从事被纳粹驱逐出境之前在本国所从事的商业活动。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难民来到上海后，给上海的商业活动带来了活力，因为犹太人擅长经营小规模的企业。
当时由于日本的占领，上海的商业活动陷入混乱，而犹太难民到来，却使得商业活动一时繁荣起来。日本人将从英国人、美国人的家庭与办公室掠夺来的商品摆在二手商店和当铺出售，不久，犹太难民就在公开场合交换物资。成百上千的犹太难民经常聚集在南京路和四川路的拐角处。这个地方与大通银行的上海分行相邻，只要来到这里，从旧毛皮大衣、旧礼服到一打包装的阿司匹林药片，什么都能买到。因为通货膨胀，商品的价格暴涨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用面料定制一套西服要4000到5000法币，皮鞋是500到1500法币。这期间还有运气好的商人发大财的故事。比如有一个很有经商头脑的维也纳人跑遍了所有的二手商店和典当行，把带拉链的衣服全部买下，最后一手包办了这些产品的拉链生意。因为这时候拉链已不准进口，在中国也无法制造。
然而，正当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以小商人的身份在上海社会站稳脚跟时，纳粹掀起了反犹风暴。11月上旬，在纳粹发布的报告中公布了上海的犹太人公司，以及雇用犹太人作为店员与售货员的共270家英美公司的名称，并书面命令所有“雅利安人”都对犹太人进行抵制，如果不服从，就将违反者的姓名与照片提交给柏林纳粹总部，并采取“适当的行动”。“适当的行动”是什么性质，这有很大的想象空间。由此可见，纳粹德国的魔掌已经像伸向南、北美洲一样伸向了东方。在这以前，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没有出现过排斥犹太人的示威活动。在中国与日本的大城市生活的犹太人大部分是经由巴格达、亚丁、孟买、新加坡到达东方，河南省开封市曾经有犹太人保留区，有很多犹太人的后代居住在那片土地上，讲中国话、穿中国衣服，安居乐业；定居在日本港口，特别是神户的日本犹太人也融入了当地的日本社会。
在纳粹计划抵制的犹太人公司名单中有多种商业类型，其中包括：毛皮店、药店、女性服装店、照相店、皮革制品和手提包店、儿童服装鞋袜店、食品店、珠宝店、艺术品店、兼卖羊毛面料的男性裁缝店、美容店、夜总会、剧场、酒吧等。负责这一阶段反犹运动的纳粹组织占据了国际饭店一排房间，每月房费为2500美元。据说在列出这份名单时曾发生骚动，因为纳粹的支持者提出，如果经营者愿意支付贿赂，或者已经支付贿赂，就可以不公布店铺名。
纳粹在打压与迫害犹太人的同时，还开展反犹宣传。1940年与1941年，大批纳粹德国的外交官和谍报员抵达上海，当时英国人经营的所有酒店都对纳粹紧闭大门，于是他们就在国际饭店下榻。这座具有美国风格的宾馆由中国人经营，当时是上海最高的建筑，正对着上海主要的外国人娱乐场所——跑马场。10月下旬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正举行秋季赛马大会的跑马场挤满了观众，这时突然从空中飘落传单，仿佛是从飞机上撒下来的。后来人们才知道，这些传单是从国际饭店塔楼上散发、然后乘着强风飘落到了跑马场。这些传单用英语与中文印刷着反犹太人的文字。
德国反犹宣传活动的影响很快显露。虽然日本人及其傀儡政府对纳粹谍报与宣传人员大力推行反犹主义宣传兴趣不大，但却很乐意在这项运动中趁机得益。比如受到日本及其傀儡政府支持的某英文报纸就发表了攻击上海富裕的犹太人加大对国民党经济援助的社论。
“……毫无疑问，如果不是犹太人对国民党政府提供更多的经济援助，中国今天的局势就不可能永远存在。由此推定，当地商业设施的总收入至少有75%会落入犹太人的腰包……，这在世界最大的城市伦敦和纽约也是如此，目前只有柏林是例外。”
当地商业设施的总收入的75%落入犹太人腰包并非事实。据公共租界的总收入统计显示，约五分之四的地方税来自中国人的零售业和工业利润等大规模的商业收入。
当时，拥有平民区最多地段房产的是沙逊家族、以斯拉家族、哈杜恩家族和沙蒙家族等犹太家族。他们大多数来自波斯、阿拉伯和印度，拥有英国国籍。沙逊家族在印度积累了巨额财富，并在1927年后在上海进行酒店、公寓和办公楼等大规模投资。在这期间，日本及其傀儡政府发现，一旦发生战争，他们就可以通过没收沙逊的财产来获取利益。事实上，当时汪精卫政府没收了哈杜恩家族的私人土地；珍珠港事件发生后，日本没收了沙逊家族和沙蒙家族的财产，并声称采取这样的行动是为了“保护”犹太人的财产。
纳粹在上海的反美宣传活动
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的几周内，纳粹间谍与宣传机构的人员克劳斯梅纳特博士就抵达上海。他在位于夏威夷州首府火奴鲁鲁的夏威夷大学任教，并长期担任纳粹的谍报与宣传工作。抵达上海后不久，梅纳特创办了一本名为《二十世纪》的英文杂志。梅纳特的英语说得非常流利，所以在创办纳粹杂志之前，没有人认为他是德国人。另一个著名的纳粹宣传机关人员弗里克-斯特格也经由布宜诺斯艾利斯、旧金山、火奴鲁鲁、东京到达上海。他在美国接受教育，很多人都认为他是美国公民，其实他是德国人。
赫斯特社驻上海的新闻记者卡尔冯威根特当时也在上海。他是美国人。威根特在国际饭店住了好几个月，每周将关于远东局势的报道用电报发给赫斯特公司。他在德国和日本两国的官员中交际面很广，因为每天都能从日本外务大臣处收到资讯，因此他能抢在其他记者之前报道独家新闻。
弗里克-斯特格还运营上海的纳粹广播电台XGRS和XHHB。该广播电台提供英语和中文广播，英语新闻的首席评论员兼广播员叫哈巴特莫伊，是一位出生在纽约并接受教育的中国人。他得到了另一个名叫罗伯特福克勒的美国公民的帮助。福克勒原是作为夜总会爵士乐队的队长来到上海的。还有另一个华裔美国人是弗朗西斯李，他与上海的德国系海外新闻社有联系。然而，李在珍珠港事件后与两名美国记者一起逃到了重庆。
1941年，日军占领上海后，拆除海关大门前赫德铜像的情形
纳粹在上海的宣传活动除了反犹，主要还有反美。
1941年8月14日，英美两国发表了关于世界政治原则的共同宣言，内容包括：1.领土不扩大；2.不承认未经国民同意的领土变更；3.尊重国民选择政治体制的权利，恢复被掠夺的主权；4.经济繁荣所必需的世界通商和原料的均等开放；5.经济领域的各国合作；6.纳粹暴政的最终崩溃，从恐惧和匮乏中解放；7.海洋航行自由；8.放弃使用武力与建立永久性的安全保障体制。纳粹编印的宣传手册《一艘船上的两个人》则抨击了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八条宣言》。
该宣传手册这样抨击罗斯福： “他被贪婪的资本家和金钱流氓、愤怒与执念很深的犹太人、邪恶的武器贩子和骗子包围着。他花言巧语，为获得第三期连任，故意郑重承诺不把美国卷入战争。然而在第三个任期确定下来之后，就像收回了手掌一样，一切危机都在席卷西半球。当美国人民仍然拒绝参加英国的战争的时候，罗斯福却抛下了面具。总统最近命令美国海军一旦发现轴心国的船只就立刻开火，这显然是一场战争行为。总统为实现属于他金钱政治的鹰派的利己目的，将牺牲美国人的生命。总统为让每一个彬彬有礼的、和平的美国人成为自己的奴隶，就让他们辛苦工作，对此毫无悔意。历史会将这视为总统对美国人民犯下的最大的背信弃义的行为。……且看看结果怎么样吧！”
纳粹组织除了在纳粹的广播电台进行反美宣传外，还利用日本傀儡汪精卫政府的中文报纸通过华语开展广泛的反美宣传活动。这项工作得到了汪精卫的主任秘书官兼国际宣传局局长汤良礼的支持。上海的纳粹宣传局局长是F .柯尔特，他大部分时间都与汪精卫傀儡政府的官员们在一起。
进行反美宣传的主要机构是德国海外通讯社。1941年10月4日出版发行的《中国评论周刊》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两个月就收录了外国通讯社刊登的反美报道的摘要。例如：
9月4日，从柏林发出的新闻称，海外通讯社以《时事解说》为题转载了罗斯福总统的劳动节演讲，在这个演讲中，“野蛮的暴力和权力欲”的暴露无遗，这就连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也一定会问自己，这是不是他们总统的政策。这些政策是对南美的野蛮入侵、对欧洲权益领域的不折不扣的干涉、不断的武力威胁，全部兼备“野蛮的暴力与权力欲”的特征。到了第三段，这一来自德国的报道强行引用了以往常说的“犹太人的影响”，具体如下：
“众所周知，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执政时期，即使在经济突然好转的时期，美国也有1100万失业者。……罗斯福虽然在职，但他不仅是沦为被金钱雇用的犹太人仆人的‘民主党员’，而且现在与民主主义不共戴天的敌人布尔什维克主义结成了同盟。”
大洋横断通讯社则采取一贯的方针，刊登了参议员霍伊勒和林德伯格的反政府演讲与《芝加哥论坛报》、赫斯特报业等的反政府言论。与此相关，大洋横断通讯社将卡尔冯威根特从上海向美国赫斯特报业发出的新闻几乎全部通过海外电报发回上海，做了新闻界少有的“绝活”。F.柯尔特在上海将从纳粹和日本的情报源那里得到的情报发送给赫斯特报业，两三天之后，他从柏林和纽约发来的海外通讯社的报道中，可以再次读到之前自己发出的报道。
大洋横断通讯社的新闻报道还披露了冰岛居民写给南美亲戚信件的内容。据报道，这封信是“偶然落入德国人之手”。信中写道，美国人“像一大群蝗虫一样入侵了我们的国家”，这意味着美国人会将得到的食物全部消耗掉。信中还写道：“由于德国潜艇进行了有效的封锁，于是成功地在我们的海域击沉了船只。”
9月25日，大洋横断通讯社的报道提及对军火商的提案，引用了柏林出版物上刊登的评论，标题是“气得发昏的、狂躁的罗斯福”。9月28日，该通讯社从墨西哥城发来了一则简短的新闻报道，反映了一艘墨西哥油轮对在得克萨斯州休斯顿港要等上一周才能修理的不满，“因为美国的造船厂会优先修理受损的英国船只”。
9月28日，世界著名的瑞典远东探险家斯文赫定披露一则消息：斯大林准备发动消灭西方文明和基督教的战争。这一战争将比之前蒙古各部族对西方文明发动的猛攻恶劣数千倍。斯文赫定质问：为了帮助向意大利人、德国人、芬兰人与匈牙利人、斯洛伐克人、罗马尼亚人开战的布尔什维克而向他们提供武器，美国人不会感到良心上的谴责吗？他这篇文章刊登在《柏林-罗马-东京》这份杂志上，据说这是亲德国外交部的机关刊物。在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到斯文赫定与纳粹共命运的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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