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底工信部印发《人形机器人创新意见》，2024年被称为“人形机器人元年”，2025年“两会”热议融合大模型与机器人的具身智能。种种迹象表明，机器人将不再被局限于工厂的劳动场所中，很快将大规模出现于日常的家居环境中，人机情感互动将成为未来智能社会的常态。有论者甚至认为，随着实体机器人革命走向深入，AI正在成为新的“情感主体”“社交主体”。所谓机器情感、AI陪伴的实质是什么，对人机交互、人机关系产生何种影响？比如说，从文化视角和性别视角，应该如何看待人机情感关系呢？人与机器的情感交流，将会产生何种社会冲击，导致何种技术风险和技术伦理问题，又应该如何应对？类似问题，已经引发诸多热议。本次笔谈聚焦“机器情感与AI陪伴的人文审度”，从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文学和人工智能等进行跨学科研究，抛砖引玉，以期推动该领域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第一组6篇论文由本刊2025年第3期刊发，引起学界极大的兴趣和关注。本期刊发第二组共7篇论文。在《智能时代情感操控技术的三重特征解析》中，闫宏秀和罗菲围绕“谁在操控”“操控如何实现”“操控如何呈现”三大关键问题，指出AI情感操控技术中的动机代理化、系统性生成与结构性隐匿的特征，主张构建适应人机复合系统的新型伦理责任框架。在《情感计算的哲学缺陷及其技术克服进路》中，孙强梳理情感识别、情感生成和人智情感交互等情感计算领域关键技术的哲学缺陷，提出在以人为本核心价值指导下克服缺陷的潜在进路。在《情为何物？——机器情感的哲学分析》中，史晨和刘鹏从情感与理性的关系入手分析机器情感的实质，主张打破情感幻像，走向适度情感、适度理性的人机互动。在《谁决定我们的情感生活？》中，黄柏恒以Moxie社交机器人停运引发的儿童哀悼为主要案例，揭示商业逻辑主导下情感AI的结构性情感不公正，呼吁通过认知赋权重塑技术公司与用户的情感权力关系。在《“DeepSeek中文情感难题”与可能出路——一种“共在—预测AI”进路》中，吴雪梅指出“DeepSeek中文情感难题”表现为难以理解中文情感与难以识别语义两方面，并提出“共在—预测AI”的解决方案，主张发展以中文共在情感为启发的群体智能以提升DeepSeek的中文情感计算能力。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的人工亲密关系及其社会情感对齐》一文中，段伟文探讨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下人工情感和人工亲密关系带来的社会情感冲击，强调超越似真情感悖论和机器贬低等数字文化批判的视野，转而从基于“主体—他者—世界”参照三角的“社会—情感—认知”发生机制出发，寻求AI个人主义时代的社会情感对齐之道。在《风骨智能体与智能人文》中，杨庆峰提出构建风骨智能体来克服理性智能体过于强调目的和理性优先的局限，并为智能人文的研究提供一条可能的路径。（专题特邀主持：刘永谋）
本系列文章原刊《科学经济社会》2025年第5期，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
【本文摘要】在通用人工智能（AGI）的分类中，超级智能（ASI）和大师（Virtuoso）代表了AI技术的最高水平。与此相适应，许多研究者尝试构建兼具高认知、决策和推理能力的智能体。目前智能体的构建表现出三种路向：其一，由对话工具向自主智能的转变，ChatGPTAgent是典型代表；其二，克服语言大模型的缺陷，发展具身智能体，以李飞飞为代表；其三，以理解世界为主要特征的ScientistAI成为应对ASI安全危机的一种尝试性方案，以约书亚本吉奥为代表。然而，这些做法往往未能充分考虑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独特的文化表达。从中国文学资源入手，“文人”作为一种特定的历史主体，其“风骨”体现了文人的本质特征，这为构建风骨智能体（literati agent）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因此，构建风骨智能体成为“AI for Humanities”的一种可行路径，同时，风骨智能体的发展也有望为美德伦理注入新的维度。
从马克思的角度来说，他区分了机器和使用机器的活动，“使用技术的活动与技术本身之间的区分是马克思技术哲学的基本前提。使用技术的活动是社会生产关系，是经济关系，它构成了经济范畴的指称物。技术本身只是使用活动中的一个环节。”这一区分也可以用来分析人工智能。更准确地说，要区分两类现象：智能体本身与使用智能体的活动。从这一框架看，两方面活动开始浮现出来。一方面，技术的发展维度，即人工智能从狭义人工智能（ANI）、通用人工智能（AGI）到超级人工智能（ASI）。技术发展正在掀起滚滚浪潮，对于不同社会来说，是挑战也更是机遇；另一方面，人类活动的维度，即人们使用各类人工智能工具的活动。人们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呈现出多种方式，如增强方式和取代方式。
本文在区分二者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上述第二种现象，即人们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的活动。借助这一理论基础，对智能体本身和使用智能体的活动加以区分之后，将有利于问题的分析。智能体关系到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而使用和构建智能体的活动关系到人类的智能实践活动。许多研究者尝试构建兼具高认知、决策和推理能力的智能体。
一、理性与非理性：智能体两种类型及局限
类似于主体—客体的区分，智能体和环境也构成了一对基本范畴。主体—客体已经成为哲学思维的一个基本框架。即便如胡塞尔现象学的反思批判了主客二分的基本框架，也更加说明了其作为哲学思维基本框架的事实；而智能体—环境只是一个技术思维框架，并没有得到充分阐述，更别说反思了。在人工智能领域，智能体理解的一个转变是从事实性概念向规范性概念的转变，前者意味着智能体是人工智能的理解定义；后者意味着智能体是未来智能进化的趋势，需要我们哲学化处理才能做出有效利用。使用人工智能往往意味着一种抽象的表达，囊括了各类相关活动，并且这种活动如果与人工智能相关联，就意味着一个符合未来趋势的事情。
1956年以来的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活动经历了三个阶段：基于符号驱动的专家系统、基于数据驱动的深度学习和基于经验驱动的强化学习。在这些活动形式中，专家系统、AlphGo等可以称为智能体；语言大模型、视觉大模型等也可以是智能体；人形机器人也是智能体。所以，作为描述性概念，智能体包括了一切从环境—行动者框架中分析问题的现象。作为规范性概念，智能体代表了人工智能发展的一种趋势，很多学者将2025年定义为智能体年。ZaneDurante等人在其智能体的分析中，将智能体划分为通用智能体、具身智能体（行动智能体和交互智能体）、模仿和环境智能体、生成智能体、知识和逻辑推理智能体与大语言模型和视觉大模型智能体等六类①。她将智能体看作是规范性概念，看作是一种新的AI范式。这相当于赋予智能体以新的含义。
如果从理性—非理性角度对智能体进行划分，会出现理性智能体和非理性智能体。前者如专家系统、语言大模型等。也有学者将人工智能划分为预测式和生成式，这两种也可以纳入理性智能体。但是后者非理性智能体说法比较模糊，如果对其进行分析，那么比如视觉智能体，这种智能体主要是从不同的视觉信息提出特定的模式。此外，具身机器人也可以纳入非理性智能体中。
理性智能体主要聚焦于两类：一类是强调决策能力的智能体，另一类是注重目标导向能力的智能体。这两种类型均属于理性智能体的范畴。在决策智能体中，主要是基于感知信息进行决策，比如各类招聘算法。其发展目标是将智能体提升至“专家大师”水平，即在决策、分析等能力上超越99%的人类，跻身顶尖1%的行列，最终实现ASI，目标导向是指智能体自动规划和实现目标的程度。强调目标导向的智能体已暴露出显著风险。例如约书亚（Yoshua Begio）指出，当前的大模型和AGI可能因缺乏有效控制而导致潜在的失控危机。从安全角度来看，这种发展路径存在重大隐患。这种危险如果借用一个回形针比喻描述则很容易理解。当我告诉生成回形针的算法执行生产回形针的任务，如果算法出于表现自己强大能力，而无限制执行生产程序，必定会出现一个严重后果：将发布命令的人作为制作回形针的资源库。
目前构建理性智能体表现出三种路向：其一，由对话工具向自主智能的转变。2025年7月，OpenAI发布ChatGPTAgent，其被看作是能为用户处理复杂长期任务的统一智能体，能够将AI能力从单一对话能力、视觉生成能力，提升到自主规划、使用目标并与用户协作完成目标的阶段。从实质上看，这一方向意味着智能体在自主性继续向前走。这让我们想到了杨立坤（Yann LeCun）的“面向自主机器智能”目标，但是相比之下，他的实现方式更为复杂，构建了由指挥者（configurator）、感知（perception）、世界模型（world model）、成本（cost）、主导者（actor）和短期记忆（short term memory）等六个模块组成的模型⑤。其二，克服语言大模型的缺陷，发展出具身智能体，以李飞飞为代表。结合她最近强调的空间智能的观点，可以看出力图超越大语言模型的雄心。其三，ScientistAI成为应对ASI安全危机的一种尝试性方案。这是约书亚不同于上述三种智能体的路径，其有着强烈的伦理关怀，为了应对通用目的、自主智能体的风险。他将ScientistAI看作Non-agenticAI。
尽管理性智能体在技术层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其构建过程完全忽略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目前很多人都在通过大模型做自己的事情，搜索、预测和生成。比如利用DeepSeek、Grok-3来实现搜索，搜索信息成为一个重要的实践。此外，科学家利用AI来预测蛋白质的结构。很多人利用语言大模型来生成各类诗歌文本；哲学家开始利用大语言模型来训练哲学家AI；文学家则利用AI工具来生成小说和作品，构建文学家AI。所以，人们开始利用各类智能体辅助和增强自身的活动，我们把这种实践称之为当前重要的智能实践活动。
非理性智能体的范围比较广，倘若从现有的智能体分类来看，具身智能体（行动智能体和交互智能体）、模仿和环境智能体、生成智能体和视觉大模型智能体可以被划入非理性智能体之中。具身智能体强调的是行动和交互，而不是通常的预测和推理。甚至具身智能体的构建开始考虑到语境学习（incontextual learning）的因素。此外，还有目前比较热的情感智能（emotional AI），也成为非理性智能体的一种形式。但是此处的非理性智能体更多是相对于理性智能体而言的，而忽略了语境和历史性因素。
因此，如果考虑到历史性因素，非理性智能体构建是充分考虑到历史学维度。从智能体建构来说，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蕴含丰富的哲学思想和文学意象却很少。但是我们认为，这将为智能体的设计提供独特资源。当前的研究多以西方理性主义为导向，忽视了东方文化中的人文价值。相较于哲学的抽象思辨，文学因其具象性和情感性，更适合作为智能体与传统文化结合的切入点。文学意象和文人文化能够为智能体的构建注入中国特色，成为破解数字人文困境的重要突破口。
二、理性智能体中的大师
本文的理性智能体主要是指基于理性做出决策判断的智能体，在决策判断的过程中没有情感、直觉等非理性的因素加入其中。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将记忆作为智能体构建的主要因素突出。但是这种看法的基础是：把记忆简化为信息存储，这个过程是有着严格的逻辑过程，如存储、编码和信息提取等。在很多大语言模型中，记忆只是表现为原先的对话框长期存在着。比如我2025年1月开始用DeepSeek模型，已经可以做到1月份的对话框始终存在，如果愿意，8月份我随时可切换到原始的对话框中接着对话，而先前的结果也会影响到8月份的对话结果。但是，从记忆与生命的关联来说，这还是停留在信息存储意义上，并没有进入到建构，尤其是涉及主体的因素。当涉及主体的因素，记忆的更深层次意义就会显现出来，而这恰恰是更高智能体建构的关键因素。
在DeepMind对AGI的划分中，通常将智能体水平划分为笨手、熟手、专家、大师和超人五个层次。其中，“大师”指的是在决策、分析和推理等能力上超越99%的人类，达到顶尖水平。这是一种技术标准，看似精确，但是却隐藏着一个问题：达到1%的水平意味着什么？而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多个方面进行考察。我们要思考追问进入1%意味着什么？例如，在围棋领域，聂卫平因其卓越的棋艺被尊称为大师，其能力远超常人；中国知网2024年高被引学者PCSITOP1%，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评选大师。这是理性智能体的必然产物，强调突出某一个能力的强大。
从词源看，大师的拉丁语词是Virtuso。这个词从字义来说，是指在特定领域拥有突出的才气和技术能力的个体，如优雅艺术、音乐、歌唱、乐器或者作曲等领域。可以看出，这个概念最先是指与艺术领域有关，而且强调天赋和技巧两个方面，二者缺一不可，有天赋，不勤奋，难成大器；有技巧，无天赋，也难有达成。比如我们经常从武侠小说里面看到，有些人勤奋苦练，但是终难成为宗师，难以开宗立派。有天赋，有大师点拨，加上勤奋就能成大器。
从词义看，西方理解方式把大师看作是一个个体范畴，具有突出的天赋和技巧。天赋与技巧成为大师的一种特有的属性。不同于西方理解方式，中国传统理解方式则将大师看作是两个范畴的组合。“大”与大器同义，而“师”与宗师同义。大器来自《老子》“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有其他的名称，“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所以我们看出，中国理解方式并不是把大师看作是一个个体，而是看作事情的一种状态，无边无际。但是，强调无限制之物并不被重视，而且难以实现。但个体—属性的讨论却容易理解并且加以实现。然而，西方学者将天赋和技巧结合的维度则有着其文化根基。在西方哲学中，先验和经验往往是对立的范畴。运用到大师身上，能够做到先验与经验的合一，先验与天赋相对应，而经验则与技巧对应。
而先验与经验在中国传统并不占主流，我们往往看到的是，技巧与道德境界或者人文精神的结合。一个例子是少林高僧武功高强，但是以佛法来化解武功技巧产生的戾气。另一种理解是将道德维度纳入，也就是技巧与道德完美合一，缺一不可。常见的说
法是一个工具掌握在善的人手中就产生好的结果，但是一个技术被恶意使用则很容易失控。这种说法实际上可以进行商榷。比如技术被理性地使用产生更大的恶。《现代性与大屠杀》这本著作就讨论了纳粹德国士兵通过一种理性化方式完成屠杀犹太人的任务，理性反而使得恶变成了最大。这一现象明显违背了人们的常识：恶意使用会造成巨大恶果。但仔细想来，恶意使用会造成坏的结果只是一种常识认知。此外，技术被无限制地使用也会产生恶。在回形针比喻中，智能体忠实完成人类发布的生产回形针的目标，如果这个完成过程中以一种无限的方式进行。一开始智能体会把含铁元素的物质收集起来并提出铁元素制作回形针，当含铁物质被耗尽时，人类被盯上了，因为人体含有铁元素，最后的结果是人类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被消灭。可以说，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大师”不仅意味着技术上的精湛，更是一种德才兼备的综合体现，强调道德修养与能力的高度统一。此外技巧与人文精神的结合也是可能的一条出路。换句话说，在人文文化领域中，大师应该是人文与技巧的高度统一。但是目前这种探讨并不多见。
所以说，当前的AGI研究多集中于能力维度，例如提升智能体在特定任务中的表现，往往忽视了人文层面的考量。这种片面性使得AGI在需要伦理判断或情感共鸣的场景中显得不足。构建智能文人不仅是对AGI能力维度的补充，更是对其道德和人文维度的拓展。通过融入文人的“风骨”，智能体能够在技术之外展现出更深层次的文化价值。
三、风格、风骨与风骨智能体
倘若我们从人文因素出发，会发现智能人文会有新的生长点。我们从西方风格与中国风骨的对比来展开说明。
在人文学科中，西方的风格与中国的风骨有着很大的相似性，这完全可以作为构建新的智能体的基础。在西方学术传统中，卡西尔、伽达默尔、利科等人作为人文学者的主要代表，他们的重要特征是其独特的作品的独特“风格”，即通过个性化的写作方式展现思想的独特性。比如卡西尔有效利用了人类学资源构建符号哲学体系，他将文化从神话到哲学再到科学的过程给予呈现，尤其是关于神话和语言的讨论让我们对生命的中断有了很好的理解。在《神话思维》中他举出了一些例子来说明非洲部落的男孩服用某种特殊的物质而转变为男人的过程。这是一个有趣的分析。纵观哲学史，从神话深入到哲学的哲学家凤毛麟角，能够想到的如谢林。但谢林的神话分析服务于其先验哲学，未免有些沉重。再看伽达默尔，其独特性表现为对体验的强调，一种不同于自然科学经验的东西。他极力呈现的是语言经验和文学经验，他对记忆的分析不同于大多数思想家，这些人将记忆看作是精神能力。而伽达默尔则将回忆看作是类似于回家归乡的过程。此外，他的“语言即理解”的观念为反思大语言模型的理解问题提供一种独特视角。利科与伽达默尔有些类似，他将历史经验、政治经验和宗教经验糅合在一起呈现出一种厚重，强调时间性的叙事理论。他们三人都有很强的现象学积淀，将自身的哲学反思确立在综合经验之上：语言经验是内在的底色，而外表色彩有所差异。这种差异性显示了各自的独特性。
中国文化中也有表达风格的概念，这就是“风骨”。“文章须出自机杼，成一家风骨。”“风即文意，骨即文辞”。风即作者表达出来的感染力，骨是一种力量的体验。对于魏晋文人群体而言，核心特质是“风骨”。“人们一提‘建安风骨’‘汉魏风骨’，便会联想到‘观其时文，雅好惊慨’‘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的文学风格。这种作风和风格，正是建安文学的特色。”
“风骨”除了是文学创作中的风格体现，还是一种道德风范和人格精神的象征，它超越了单纯的艺术表达，承载了文人对于伦理价值的追求。我们从阮籍等人身上感受到这种强烈的情感特征。阮籍理想人格的系统是由君子、圣人、大人、至人等四个层次组成的结构。君子和圣人是现实世界不同层次的理想人格，具有现实的意义。“在外形上，大人异于圣人，‘不与世同’，不人云亦云，着力于探索，这赋予大人人格以当有的价值。在总体上，大人‘与造化为友’‘将变化迁易’‘以造化推移’，是化的象征。”同时他们音乐造诣颇高，以嵇康为例，“他把无声之乐的大和境界阐释为万物生命自然、自由、和谐、本真的存在状态，为中国古代审美与艺术活动开拓出新的价值和境界；他把音乐艺术的本体确立为声音形式的‘自然之和’，并天才地揭示了这种形式与情感之间的同构对应关系。”
可见，“风骨”并不是理性决策能力，而是一种伦理特质。它与“大师”类似的地方在于音乐方面，大师是具有超高的音乐技巧，而风骨之人不仅具有超高的音乐技巧，并且以深厚的音乐素养滋润技巧。此处还有一个问题，即“风骨”本是历史数据，风骨智能体的当代价值如何？在笔者看来，“风骨”的确具有独特的历史性，如建安风骨、汉魏风骨。但是我们所看重的是其人文意义，历史之物作为文化记忆与历史记忆的综合体保留了下来，而这可以作为智能体构建的一个关键点。在智能体构建过程中，大多数人考虑价值对齐是对齐当代人的价值观，但是这种认识始终是个体主义的，有着很强的当代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在于对前人、先贤的重视，也就是说记忆的传承。在家谱中，一个家族被一个个家庭串起来，“家训”就构成了串联家庭的主线，而循着家训就可以理解祖先的记忆和故事。这就是对前人的关注。而在家谱中，后代并没有被体现出来。因为未来延续的家庭是潜在的，并等待着现实化。这与约纳斯的注重后代的技术伦理学完全相反，注重祖先传承的伦理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极大特色。因此，从对齐角度看，风骨智能体的对齐是古代文人群体对于独特的文章风格、大师级的音乐修养和道德情怀的对齐。
为了构建风骨智能体，我们需要采取以下三个步骤。
首先是提供必要和足够的文本供智能体学习。从技术发展来看，大模型从单一模态发展到多模态是必然趋势，尤其是从语言到全方位模态的学习。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表现风骨品格的文学文本，可以利用大模型分析和学习体现风骨的文学文本，例如《声无哀乐论》，从而提取文人特有的语言特征和精神气质。“据记载，‘嵇中散临刑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世说新语》），它作为嵇康一生音乐实践中动人心魄的一页，截然不同于寄情于山岳、抚琴于竹林的审美情趣，其中包含着对生活的深刻认识。他那‘神气不变’，从容就义的态度，正是由内心的极度不平而达到的一种置生死于度外，坦然自若的平和境界。这里既包含着对司马氏集团的极度轻蔑，也表明他对自己在司马氏集团篡权过程中所持的抗争态度有非常清醒的认识。”经过这些文本学习，智能体在表达方式和风格上肯定具有某种特定的偏见形式，在风骨智能体构建的语境下，需要将偏见呈现出来。其他模态比如将视觉模态从而形成一个多模态的智能体。
其次是量化建模为智能体构建奠定技术基础。这一步需要将风骨的概念转化为可量化的指标，如构建文人智能体，突出语言的气势、情感的深度和道德的取向，并通过算法训练智能体，使其具备文人特征。因为风骨有不同于常人的独特性，量化的目的也只是构建的精细化。再次，风骨智能体的构建可以利用ProjectSid构建交互智能体的启发。Altera是一家AI公司，致力于建造拥有人类基本特质的数字人类。在Sid项目中，作者利用PINAO机制构建了AI文明。我们发现，风骨是西晋文人的一种独特精神气质，这是文人群体之间互构形成的文明气质。竹林七贤是这个群体的代表。对于三国时期西晋文人来说，饮酒、清谈是常见的交互形式，而清谈就包含辨析、论证的活动。那么构建风骨智能体必须要考虑辩论维度，辩论智能体已经由学者开始尝试了。只是对于风骨智能体来说，理性交互并不是关键，关键的是通过情感交互表达出来的。对于文人来说，对统治者的不屑是非常强烈的，这就是一种特殊的情感。这一路径不仅能够生成具有文化深度的智能体，还与“哲学家AI”形成互补，共同推动智能人文的发展。哲学家AI侧重于理性思辨，而文人智能体则更强调情感与道德的融合。
四、构建风骨智能体的意义及伦理价值
笔者认为，不能将风骨智能体看作是诸多智能体中的一个类型，因为风骨智能体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从科学家AI来看，本吉奥构建其目的是应对超级智能产生的失控风险。在本吉奥看来，当前大模型的特征是智能体AI（agentic AI）。而我们把一个智能体称之为智能的，主要是智能体具备三个条件，其一是感觉可能性（affordance），这是对某物在世界中的位置做出观察的可能性；其二是短期记忆“在实践推理中将所有因素组合在一起的能力”；其三是持久状态，“这是对目标保持一种持续的坚持”。这一定义基于本吉奥对于智能的定义。“智能包括知识：学习、记忆的有效使用、推理能力和根据知识做出推演。观察这样一个现象，在一种意义上，更聪明的智能有更多的记忆、更为广泛的可能思想数组，和更富有的视野集合——借助更为丰富概念图景驱动更好的指向行动选择的更大能力就会到来。”而应对超级智能风险重在限制目标导向的限度。因此，科学家AI（Scientist AI）的本质特征就是理解世界，做出推演。这个行为意义很显然是更高的，而不是通常所说的AI for Science的实践活动。而在这一实践活动中，科学家只是将语言大模型作为一种研究工具来生成知识。科学家AI的意义在于以科学家的思维方式来防止目标导向的智能体带来的失控风险。
在哲学领域，有学者开始尝试哲学家AI的智能实践活动。2025年4月18日在“大模型与知识生产范式转型研讨会”上，孙向晨教授展示了他训练的哲学家AI，其主要做法是依据微软公司与他本人合作训练的智能体。哲学家AI的可以做到根据大量文献给出有层次的概括，使用者可以为AIagent提供各类文献资料以供智能体学习和进化，并且可以使用智能体与其他哲学家对话。哲学家AI的回答与原作者的思想有相似之处，也能提出有趣观点。通过这一实践可以看出，哲学家AI更是一种新型的做哲学的活动。甚至可以看作是AI for Philosophy的一种独特形式。然而，我们看到哲学家AI主要还是依托语言大模型进行的实践活动。
在文学领域，也有学者做一些尝试，通过训练形成了诗人AI，尤其是在古体诗这种类型上训练颇有成效。但是其本质依然是基于语言大模型的智能实践活动。然而，在文学的智能实践中有着被掩盖的意义，需要被揭示出来。但是，诗人AI只是用来生成古体诗、现代诗，而不是我们所要阐述的风骨智能体。但是，在一个意义上，诗人AI依然可以被视为特有的智能体形象。如果将“文人”视为文学领域特有的历史主体，那么构建风骨智能体将成为智能人文实践的一种独特形式。与“文学家AI”不同——后者是文学家通过与AI互动训练的产物——风骨智能体是一种独立的智能体类型。它不以决策或目标追求为核心，而是通过文学创作和人文关怀，呈现出特有的风骨特性。
风骨智能体的构建不仅推动了AI在文学领域的应用，例如生成具有古典韵味的诗词或散文，还为美德伦理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通过将道德判断和伦理关怀融入智能体的设计，智能文人能够在创作中体现社会正义和人伦价值。这种融合不仅丰富了智能体的功能，也为AI伦理的发展提供了实践基础。
风骨智能体的提出其目的在于为智能人文提供核心概念基础，作为数字人文的延续，为人文学科的创新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数字人文将物质性转变为虚拟性，这是其理念和方法的关键所在。比如记忆以数据的形式存在中，历史记忆如文物、文字记录等都变成数字化的存在，并且在当下能够生动呈现；在体验具身化为数据中，不仅死物，而且是现存的人的体验都可以数字化，在未来的时候加以呈现。智能人文则在后者的维度上更进一步，利用数据构建新的智能体，从而将数据能够进行有效地综合利用。
通过构建风骨智能体，我们所构建的是一个具有独特品格的文人群体。这一群体与“科学家AI”这一科学家智能体形成呼应，这种呼应将打破历史上的科学与人文的对立，而是起到互补的作用。通过这些措施，我们不仅能够深化AI在文学领域的应用，还能为其注入道德和人文的价值。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应进一步完善智能人文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路径，以推动数智时代人文学科的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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