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秘史》与《蒙古黄金史》《蒙古源流》合称有关蒙古历史的三大经典。《蒙古秘史》成书于13世纪中叶，是最早用畏兀蒙古文写成的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生动记述了蒙古人的起源和成吉思汗、窝阔台汗时期的事迹，尤其是重点记载了成吉思汗早年的艰难经历、在战乱中壮大势力、统一蒙古高原、建立蒙古汗国、收服畏兀儿、南征金夏等历史事迹，以及成吉思汗及其母亲诃额仑、王罕、札木合、塔阳汗、合撒儿和“四杰”“四狗”等众多人物的言行，为研究蒙古早期的历史、社会、文学、语言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是研究蒙古社会发展史的最重要典籍，也是世界历史和文学宝库的珍贵典籍。《蒙古秘史》因元朝皇室规定“事关秘禁，非可令外人传”，蒙古文原本已失传，现存的是明初的“汉译蒙音本”，称为《元朝秘史》。
札奇斯钦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与姚从吾费时七八年时间作《汉译蒙音元朝秘史新译并注释》，1975年他又重新译注，于1978年出版。《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以《元朝秘史》为基础，将其还原为蒙古文，再翻译成汉文，并根据元朝的历史事实、蒙古的风俗和中外学者的研究进行注释，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
札奇斯钦（1915—2009），著名蒙古学家，汉名于宝衡。1915年生于北京，祖籍内蒙古原卓索图盟喀喇沁右旗王爷府大营子（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喀喇沁旗王爷府镇）。1933年考入北京大学政治系，师从姚从吾研究蒙古政治史。
近日，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了《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简体横排版，改正了原版本的标点、错字和引文等勘误处，规范了专有名词的体例，并修订了部分蒙古文罗马字的转写方式。本文原为姚从吾在1958年“联合国中国同志会”第201次座谈会上的讲演稿，札奇斯钦曾用作《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代序，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
一、引言
这一次讨论的题目，是“漫谈《元朝秘史》”。《元朝秘史》在汉籍中是一部很特别的奇书；保留下来的形式，也很特殊，值得加以注意。今天兄弟想就个人浅学所知关于这部奇书的内容、性质、在国内和国际间学术界对它研究的概况，以及它在国史中应有的地位，略作介绍，敬请诸位先生不吝指教。兄弟是治通史中的断代史（宋辽金元史）的，《元朝秘史》只是这一阶段中直接史料的一种，所以只能随便谈一谈。
我国历史悠久，材料丰富。从前北京大学曾把国史分成六段或七段（上古、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辽宋金元、明清、近百年史），想分段工作，把国史彻底清理一番。因此对于断代史，也作专史看待，注重研究每一大段落中的一切直接史料，以期对于这一时代，有比较真切的认识。《元朝秘史》是辽宋金元时代（九〇七—一三六八）元朝初年的重要史源，所以早在二十年以前，兄弟即曾加以注意。又因卒业北大史学系后，与精通中西文史学的义宁陈寅恪先生同时留学德国；并认识法国的伯希和（Prof. P. Pelliot）先生、德国的海尼士（Prof. E. Haenisch）先生（两位都是研究《元朝秘史》的欧洲学者），直接间接得到鼓励，很早即研读叶德辉刊的汉译蒙音《元朝秘史》。一九三四年归国，在北大担任辽宋金元史，同时讲授“蒙古史择题研究”，又得认识蒙古青年学者札奇斯钦先生，作为朋友，商榷学问，至今愈密。对于《元朝秘史》的研究，虽时作时辍，没有专文发表。但因历年稍久，材料愈积愈多，也颇有追随时贤，酌加整理的打算。今承同志会邀约，辞不获已。谨就这一名著依个人浅学所知，作一概括的报告。
就正名说，《元朝秘史》，实在应当叫作《蒙古秘史》。蒙古文称这部书是“忙豁仑纽察脱察安。”忙豁仑，即是“蒙古的”；纽察（纽古察）意即“机秘”；脱察安，即是“史纲”或“大事记”。也就是《元史》卷三十六《文宗本纪（五）》与卷一八一《虞集传》所说的《脱卜赤颜》。这八个字合起来就是“蒙古的机秘史纲”或“蒙古的机密大事记”。但我们为什么不改为《蒙古秘史》，而仍漫谈《元朝秘史》呢？这里也应作简单的说明。第一，《元朝秘史》是一部专书的名称，通行已久，在国内知道的人较多；忽然改为《蒙古秘史》，尚须加以解说；不如仍用原名，比较简便。第二，这部书到现在虽公认是用蒙古文写的，但蒙古原文久已不存。现在存留在世界上的，是明朝初年的“汉译蒙音本”。明人叫它作《元朝秘史》那是当然的。我们的“汉文新译本”与“蒙文还原本”一时尚没有作好，自然以明人的译音本为研究的对象；那么暂时仍称它为《元朝秘史》，方为公允。第三，这部书的名称，在国际间，除日本外，已渐渐不叫《元朝秘史》，而直接叫作《蒙古秘史》了。德文、法文、英文中（海尼士教授、伯希和教授、洪煨莲教授等）原书的译名，就是实证。但国内情形不同；我们仍用旧名，一方面是由于容易了解，另一方面也还不想抹杀明人保存此一名著的功绩。
二、《元朝秘史》的内容与性质
《元朝秘史》不仅是很特别的书，也是一部很难得的书。它是十三世纪我国建立元朝的蒙古族伟人成吉思汗（元太祖）、窝阔台汗（元太宗）父子珍贵的实录，而不是什么一般人所说不可告人的秘密的隐史。为易于明了计，用历史学的眼光，略略介绍这一部书的主要内容与重要段落，就今天漫谈的场合说，也是有需要的。因此，我在第二章内先报告这一部实录的重要内容，其次再略略谈谈它的性质。
（一）现存《元朝秘史》的内容与重要段落：现存《元朝秘史》就《四部丛刊三编》本（叶刻本除一处有错简外，大体全同）说，共十二卷、二百八十二节。内容所述，前十一卷为成吉思汗（元太祖）一生重要事迹；后一卷为窝阔台汗（元太宗）继位后的重要事迹。因为原书记载成吉思汗的事迹，特别详细，所以日本学者那珂通世（一八五一—一九〇八）就把《蒙古秘史》（忙豁仑纽察脱察安）改译为《成吉思汗实录》。（日译本，虽未区分章节，但每节上有标题，颇便阅览。）现在我国旅美的历史家洪煨莲先生、近年出版的谢再善的两种译本，及德文海尼士教授的德译本，都有分期与小的标题，颇觉醒目。兄弟久好此书，因为便于记忆，也曾分原书十二卷、二百八十二节为下列的几个段落。
（1）成吉思汗的先世：这一章追述成吉思汗降生以前的祖先与家世。从第一册第一节到第五十八节（即《丛刊》译音本，自卷一第一页起，到四十页上半页止）。这一阶段中，采取若干流传蒙古的故事，追叙成吉思汗先世的历史，详明真切，情节生动（如阿阑娘娘折箭训子的故事等，都是很美的，颇像我们喜读的《左传》），均远较旧《元史》卷一《太祖本纪》、《元史译文证补》（卷一）、《多桑蒙古史》（第一册第二、三章）等为佳。
（2）成吉思汗的少年时代：从降生到结婚以前。自第五十九节起，到九十三节止（卷一第四十页上起，到卷二第三十六页上止）。（这一章所分节目与洪煨莲先生等所分略有不同。）
（3）结婚后的联结王汗与札木合：从结婚起，中经联结王汗与札木合，到与札木合的分裂。自第九十四节起，到一百一十九节止（卷二第三十六页下起，到卷三第三十三页上止）。
（4）被推为蒙古本部可汗，初步建立组织与收并邻近部落：从收容各部小头目起，到被推为蒙古本部可汗，并殴杀不里孛可止。自第一百二十节起，到一百四十节止（卷三第三十三页下起，到卷四第二十九页上止）。这一时期中，洪煨莲先生等都依据《秘史》原文（第一二三节），说帖木真被推为本部可汗的时候，即建号成吉思汗。这自然是不确的。这时候帖木真仅被推为本部的可汗。《秘史》（第一二三节）原文虽说：“这般盟誓了，立帖木真做了皇帝，号为成吉思。”实际上这里的称呼，应是追述。因为它与后文（第二〇二节，卷八，第二十四页）一二〇六年“建号为成吉思汗”相冲突。我是赞成帖木真在丙寅、一二〇六年开始建号成吉思汗的，所以这里只说他是被推为蒙古本部的可汗。
（5）阔亦田战争的击败札木合与泰亦赤乌人的被消灭：从一二〇一年札木合的自立，到消灭泰亦赤乌族。第一百四十一节起，到一百四十九节止（从卷四第三十页，到卷五第八页下）。
（6）成吉思汗与王汗的战争：从双方友好到突袭决战与王汗的被消灭。从第一百五十节起，到一百八十八节止（卷五第九页起，到卷七第八页下止）。这一段是成吉思汗一生成败的关键，所以叙述详尽，长达一卷以上之多。就中有若干节，叙述成吉思汗与王汗冲突事，特别详细，颇为难得。
（7）征服乃蛮、古出鲁克的逃亡与札木合的自杀：从第一百八十九节起，到二百〇一节止（卷七第九页起，到卷八第二十四页上止）。乃蛮是当时的大国，札木合本人《秘史》也对之特别推重；所以乃蛮之灭与札木合之死，在这几节里都有相当详细的叙述。
（8）一二〇六年建号成吉思汗，大封功臣，任命九十五千户，扩编护卫军到一万四千骑：从第二百〇二节起，到二百三十四节止（卷八第二十四页上起，到卷十第十页下止）。这也是《元朝秘史》中最精彩的一章。就中如列举九十五千户的名字；封赏开国诸功臣时，一个一个的提名论功。从新扩大护卫军的编制，严格定立塞北游牧王朝护卫军的制度。这些规划与制度，在我们的国史上，都是极难知道的。
（9）征讨畏兀部与林木中的百姓及沙漫（巫）阔阔出的专权：从第二百三十五节起，到二百四十六节止（卷十第十页下起，到卷十第四十五页下止）。
（10）出征金国、西夏与花剌子模（《秘史》称为“撒儿塔兀勒”，汉译“回回国”）：从第二百四十七节起，到二百六十四节止（续卷一第一页起，到第五十三页上止）。
（11）攻灭西夏与成吉思汗的病死：从第二百六十五节起，到二百六十八节止（续卷二第一页上起，到第十三页下止）。
（12）窝阔台汗的继立与他的灭金、他的派遣长子西征与他的自述功罪。从第二百六十九节起，到二百八十二节止（续卷二第十三页下起，到全书终了，续二第五十八页止）。
（二）《元朝秘史》在史源学上的性质：现存《元朝秘史》二百八十二节，就上列内容说，是一部叙述元朝开国并震动世界的东亚英雄成吉思汗的一种实录，也是一部很难得的元朝开国初期的直接史料。我们若拿近代史源学（Quellenkunde，即研究如何认识史料，如何寻找史实来源的学问）的眼光去估量《元朝秘史》，真是难能可贵。它不但是同时人遗留下的直接史料，而且大部分是“当事人自述甘苦”；所以亲切生动，独具一格。约略言之，它即有以下的几种特点。（1）它是蒙古极盛时代（一二四〇年前后）写成的；并且有许多已往蒙古的好传说、好习惯，都被用追记的方式保存下来。比方它叙述成吉思汗先世的故事，从巴塔赤罕到孛端察儿（《元史太祖本纪》的第十世祖），就比旧《元史》多出十一代。这即是该书难能可贵的一例。（2）《元朝秘史》（就拿现存中文总译说）多是当事人的对话与自述甘苦，故天真亲切、生动可信。例如它叙述成吉思汗十三岁（我是相信成吉思汗七十二岁说的）丧父后，部族离散、受人欺凌，母子们在斡难河过苦日子的情形；被泰亦赤乌人当作俘虏，徇示各营，终于运用急智逃归的情形；寻找失马，结识孛斡儿出等的情形；应付桑昆，与王汗暗斗明争，终于消灭王汗的情形；一二〇六年建号大汗，大封功臣，组织护卫军的情形等等。都是很难得的报告，都可以补充《元史太祖本纪》、《元史译文证补》（卷一）与《多桑蒙古史》（上册第一卷各章）的不足。《秘史》中叙述成吉思汗一生事迹，亲切细密，富于草原风味。对于一位大可汗自幼到老的全部生活，都有叙述。这不但是描写游牧英雄生活的珍品，也是汉地帝王像汉高祖、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等的传记中所没有的。（只有朱元璋的《皇陵碑》《朱氏世德碑》，若干片段，可以与《秘史》相比拟。）日人那珂通世最早（一九〇八年）翻译《秘史》，改称《成吉思汗实录》，确有道理。
《元朝秘史》一书，叙事的技术很高，值得重视。全书十二卷二百八十二节，就中只有十四节（自第二六九节到二八二节）讲到元太宗（窝阔台可汗）的事迹。但就这十四节说，那就好极了。它说到窝阔台如何接管护卫军；如何自己统率大军，征服金国；如何选派长子拔都等出征欧洲（蒙古第二次西征）；他们的儿子们拔都、贵由、不里等如何在外边吵架、闹意见；他如何与二哥察合台、长侄拔都商议设立驿站制度；如何改定（蒙地）赋税；如何把荒地凿井，散开百姓。这些都是极好的材料，都是在旧《元史》卷二《太宗本纪》所看不到的。
总之，《元朝秘史》在国史中的史料价值，极为崇高，下边一章将另有讨论。兹举该书最后一节（倒数第二节、第二百八十一节）窝阔台“自述四功、四过”的一小段，作为记事亲切的示例。
斡歌歹（窝阔台）皇帝说：“自坐我父亲大位之后，添了四件勾当：一件平了金国，一件立了站赤，一件无水处教穿了井，一件各城池内立探马赤镇守了。
差了四件：一件既嗣大位，沉湎于酒；一件听信妇人言语，取斡赤斤叔叔百姓的女子；一件将有忠义的朵豁勒忽因私恨阴害了；一件将天生的野兽，恐走入兄弟之国，筑墙寨围拦住，致有怨言。”（以上是明朝初年的汉文总译。此节与蒙古原文译音对比，则总译简明扼要，惟远不如原文的详细。）
上述一段，就史料的性质说，是十三世纪蒙古朝元太宗的自述经历，是直接的史料。明初汉译虽尚不如原文的详细，仍是很有价值，比二十四史中的旧《元史太宗本纪》生动得多了。
三、《元朝秘史》现存的版本与它在国内外研究的概况
上边说过《元朝秘史》，就是“蒙古的机密史”。“蒙古”，在当时也叫作元朝，明人把它译成汉文，因而称它为《元朝秘史》。最早的原形，应当是用初期的蒙古文（用畏兀儿字母写的蒙古文，见《元史》卷一二四《塔塔统阿传》）写成的。可惜最早的原本，目下已不存在了。（这一点就是大陆一九五七年出版的《蒙古秘史》，译自俄文郭增（S. A. Kozin）的汉译本，也承认。见原书第十八页导言。）实际上国际学者注意此书，是从一九〇八年（清光绪三十四年）叶德辉刊行文廷式汉字蒙音本开始的。叶氏刻本出版以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先生一九一三年即在《通报》（T'oung Pao）中著文介绍。欧洲汉学家研究这部书的人，大都遵从叶氏的刊本。这部汉字蒙音本也叫作十二卷本，它的特色，最显著的有下列三点，为自来译本所少见：（一）汉字译写蒙古文原音；（二）汉文与汉字蒙音，逐字对译；（三）汉文总译。这本书的手抄本相当的多。国际间汉学家、蒙古学家也很注意这一部书，因此形成近五十年来一种《元朝秘史》研究的风气，颇引起世人的注意。一九三六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又将涵芬楼所藏顾广圻校抄本，印入《四部丛刊三编》，研究益觉方便。现在就浅学所知，分为三项，（甲）《元朝秘史》现存版本、（乙）国人的研究与注释及（丙）国际学者研究的概况，略述如左：
甲、《元朝秘史》现存版本
此项以出世先后为序。十五卷本，仅有汉文总译，但因国内流传较广，也略略谈及。
（一）叶德辉一九〇八年的精刻本：原书共十二卷，是十二卷本中最早印行的本子（十卷以后为续集二卷。共六册，分为二百八十二节）。十二卷本的特色，上节也已述说。书前有“光绪戊申（三十四年，公元一九〇八年）八月叶氏观古堂据影抄元足本刊”的题字，及叶氏丁未（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所作序文，后有钱大昕、张穆跋语。据新会陈援庵先生的考证，知叶刻本的底本，就是文廷式的抄本，原抄底本今藏陈氏励耘书屋。据浅学所知，德文海尼士的译本、法文伯希和的（六卷）译本、日本白鸟库吉的罗马字《音译蒙文元朝秘史》等，都是依据叶氏刻本的。
（二）《四部丛刊三编》本：这是十二卷本的另一个抄本，世称顾广圻的抄本。张元济氏等将它编入《四部丛刊三编》，原书款式与叶刊本相同。前有嘉庆乙丑（十年，公元一八〇五年）顾氏原跋，后有张元济（菊生）先生案语。据陈援庵、张菊生两先生的研究与著者查对的结果，知道这个本子，有下列两点比较叶氏刊本为佳：（1）叶刻本卷八第三十五与三十七页的错简，丛刊本不错了（此点伯希和、白鸟库吉本也已改正）；（2）卷三、卷四、卷七、卷八中有四十一叶，是换配北平图书馆所藏明初刊本的残叶，字句也偶较叶刊本为胜。这一部的原抄底本，今藏上海涵芬楼。
（三）通行十五卷本：据张菊生先生的跋文，说是出于《永乐大典》的元字韵。全书仅有汉文总译，没有汉字译写蒙音。分卷虽不相同，而二百八十二节的数目却同。钱大昕所藏的《元朝秘史》、阮元进呈的本子、杨尚文《连筠簃丛书》、袁昶渐西村舍所刻李文田的注本，均是这个仅有汉文总译的十五卷本。我国学者如李文田、高宝铨、沈子培等注释时所根据的，也是这个总译本（详后）。
总之，所谓十二卷本，就是带有汉字译写蒙音的本子。所谓十五卷本，就是只有汉文总译的本子。十五卷本，从前在中土流传较广。现在大家都知道追寻《秘史》的起源与原形，因此都注意研究十二卷本，不注重十五卷本了。关于《元朝秘史》抄本流传情形，可参看陈援庵先生的《元秘史译音用字考》、日人那珂通世《成吉思汗实录》序论（第五十一到五十四页附有《秘史传流图》），及洪煨莲先生的《元朝秘史流传考》（“The Transmission of the Book Known as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全文用英文写成，一九五一年《哈佛亚洲学报》第十四卷第三、四合期）。
乙、我国学者对于《元朝秘史》的注释与研究
（一）李文田的《元朝秘史注》：全书共十五卷（因为他所依据的是十五卷本），一八九六年（清光绪二十二年丙申）刻入《渐西村舍丛刊》中。李氏此书繁称博引，最称详富。除上述丛刻本外，有上海文瑞楼石印本（即《藩属舆地丛书》本）等。此注本最通行。但可惜原文不是汉译蒙音全璧，而只是十二卷蒙文本的总译，删略颇多、出入甚大。因此，李氏对原书认识不清，俨如瞎子摸象，且摸且猜，多与事实真相不符。就现时研究的水准说，实有从新译注的必要。
（二）高宝铨的《元秘史李注补正》：也是以十五卷本为根据的。只刻补注，未刻汉文总译的原文，故仅有两册（台北南港“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有此书）。
（三）沈曾植（子培）的《元秘史补注》：原书两册，依李氏注本分卷，故为十五卷。刻有总译原文，为《敬跻堂丛书》的一种。乙酉年（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北平团城古学院刊本。前有郭则沄的序，并王揖唐署签。后有张尔田的校记。沈先生是当年西北史地的专家，注文虽不多而颇称精审。他最早知道“忙豁仑纽察脱察安”，即是蒙古文《秘史》的原名。卷首又有“九十五功臣名及事迹略考”，亦见卓识。但也有很显然的错误，如分卷八第二〇二节九十五功臣“阿剌忽失的吉惕忽里”一人为二人之类。南港史语所有此书。此书虽为日本人卵翼下的北平伪组织所刻行，但小林高四郎先生却并未见到原书。
（四）王树荣（仁山）的《元朝秘史润文》：精抄稿本，现藏台中北沟善本书库，共八厚册。王氏所依据的也是十五卷总译本。润文者，即是将《元朝秘史》所用明朝初年的俗话，加以润色，改为可读的文言。如改“头哨”为“先锋”等是。王氏虽然费了一番功夫，但材料并未多加，仅在了解方面有些帮助而已。王氏浙江归安（今吴兴）人，生于同治十年（一八七一），甲午（一八九四）举人，曾游历欧美，任职法院厅长，著有《绍邵轩丛书》七种。此书为国外学人所不知，日人小林氏也只从沈家本的《枕碧楼偶存稿》（卷五）中，知道王氏尚有此书而已。
此外，近年来我国学者如王国维先生、陈寅恪先生、陈援庵先生等等，对《元朝秘史》的研究，均有创见。王先生的《蒙古札记》，与对于《元朝秘史》的论文，世人皆已早知，无待再说。寅恪先生精通蒙古文、满洲文，能读施米特合印的德文、蒙文《蒙古源流》与《解说丛刊》本《译音元朝秘史》、满洲文的《三国演义》等等。而援庵先生著有《元秘史译音用字考》，论断精审，为世所重。励耘书屋所藏《元朝秘史》抄本之多、之精，举世无匹（叶德辉刊本之底本，即在先生处）。
此外如万光泰（清乾隆时人）的《元秘史略》（见《昭代丛书》，上下两卷）、孙承泽（清初人）《元朝典故编年》（卷九）所收《元秘史》中的太宗朝事迹、施世杰的《元秘史山川地名考》、丁谦的《元秘史地理考》等，一时不能详述，均从略。
又，大陆近年来也有两种《蒙古秘史》相继出版，均由谢再善执笔：一种是新译叶德辉的刊本，一九五一年印行；一种是重译俄国所编郭增（S. A. Kozin）的汉译《秘史》，一九五七年印行。惟两书均非专家主持，内容改窜甚多，不单通俗化，而且也宣传化了，并无学术上的价值。
丙、国际东方学者对《元朝秘史》研究的概观
这一项异常繁多，自非浅学一人所能周知，也非片时演讲所能说得明白。兹就个人浅学寡闻所已知者，分为（一）法文、（二）德文、（三）英文、（四）日文、（五）俄文五个重心，略为介绍如下。
（一）法文中关于《元朝秘史》的研究：（1）伯希和教授（Prof. P. Pelliot，1878—1945）。他是欧洲汉学权威杂志《通报》的重要主持人之一，也是法国的汉学家、语言学家、东方历史家。著作精博，举世皆知，无庸介绍。他对于《元朝秘史》的研究，因为精通多种东方文字，甚富创见。自一九一三年起，即在《通报》发表论文，介绍叶德辉刊本的重要，并指出《秘史》原名即是“忙豁仑纽察脱察安”与叶刻本卷八的错简等等。同时并收集《秘史》抄本，逐渐将《秘史》十二卷本的汉字译音，依照蒙古原字，写成罗马字拼音；又将前六卷译成法文，现在已由他的弟子汉比斯（L. Hambis）教授于一九四九年出版（大型本，共一九六页，南港史语所有此书）。因为教授学识渊博，熟知汉文、蒙文，我们很想把他有关《元秘史》研究的部分，尽可能地译成中文，使国内同好，得以利用与讨论。再就伯氏的遗著说，内有《蒙古札记》与波斯文《拉施特哀丁集史的译文》，也希望能早日出版，使我国得以早日译成汉文，以补《秘史》与元代史研究的不足。他的门弟子中专治《秘史》、元代史的人甚多，如汉比斯、邵循正、韩儒林诸氏都有卓越的表现。（2）比国神父莫士泰（A. Mostaert）。（莫神父，英千里先生称他为田清波神父。）莫神父住中国甚久，曾在内蒙古鄂尔多斯、绥远等地传教有年，精通蒙古语文，又曾任北平辅仁大学教授，参加《华裔学志》编辑会，著有局部的《蒙文字典》等。对于《元朝秘史》曾有长篇论文，在《哈佛亚洲学报》（Ha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发表。最重要的一篇，名《〈元朝秘史〉中若干小节目的研究》，载该学报第十三卷第三、四合期（一九五〇年等卷）。因为重要，已请人译成中文，以资研究。
（二）德文中关于《元朝秘史》的研究：（1）海尼士教授。前柏林大学汉学研究所的主任，中国史专家傅朗克教授（Prof. Dr. O. Franke，1863—1946）的继任人，德国汉学家葛鲁贝（W. Grube）的学生。海尼士曾任清季张之洞时代湖北武备学堂的德文教员，后又游历蒙古，兼习蒙古文。曾有多篇讨论《元朝秘史》、蒙古史的论文发表。最后于一九四〇年又将叶刊本《元朝秘史》译成德文，名为：Die geheime Geschichte der Mongolen（德国Otto Harrassowitz书店发售，共一百八十四页）。在欧洲文字中，比较上是一种最早的译本。它比伯希和先生的六卷不完全的法译本（一九四九年），约早十年，一九四八年再版。可惜海尼士教授的翻译不免错误，有时错的令人吃惊。比方《秘史》中第十九节汉文与蒙古文明明说“春间”，他把它译作“秋间”；第一五三节，明明说“狗儿年秋”，他却把它译作“狗儿年春”。就是例子。小林高四郎曾在《元朝秘史之研究》（第三十六到五十二页）中，举出海氏全书错误甚多，据鄙人复核，亦然。可知像《元朝秘史》这样的书，译成欧洲文字，也是不甚容易的。（2）雷兴教授（Prof. F. Lessing）。雷氏曾在北平北京大学教德文，留华甚久，回德后曾任柏林大学附设东方语文学校教授、柏林民俗学博物馆东亚部主任，后任美国加州大学教授，现已退休。他身边有两位蒙古学者与他合作，一位名迪鲁瓦胡图克图，外蒙古四大活佛之一，曾任立法委员，蒙古旧学尤佳。他们正从事编辑汉、蒙、英文字典。据说他对《元朝秘史》的研究，也甚为注意。（3）鲍普教授（Prof. N. Poppe）。现为美国西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是一位蒙古语文专家，著有《蒙古文法》等书，颇为有名。他并不专治《元朝秘史》，但也有若干篇讨论《元朝秘史》的论文和评文，分用德英文发表。鲍普教授从前写文章多用德文，故将他列入德文的这一组。
（三）英文中关于《元朝秘史》的研究：关于英文方面《元朝秘史》的研究，兄弟所知太少，甚觉抱歉。但就所知已往的成绩说，英文方面，对于此一专书的研究，似乎远不如法国、德国的积极。不过近年来美国各科学术突飞猛进，东方学、汉学也不例外。兹略举所知如下。（1）柯立夫教授（Prof. F. W. Cleaves）。哈佛大学蒙古史专家，年来在《哈佛亚洲学报》中发表若干蒙古碑文的详解与注释、《蒙古史书的重印出版》、评海尼士《元朝秘史》等，不但篇幅丰富，而且详博精细，极见功力。据说柯立夫先生已将《元朝秘史》译成英文了，不久即可出版；谨在此表示欢迎。（2）上述鲍普教授的名字，也可兼列在此地，因为他所发表的评论伯希和先生遗著《元朝秘史》，望是用英文写的。（3）洪煨莲先生（Prof. William Hung）。他是从前北平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的所长，及引得编纂处的主持人，贡献甚大。洪先生一九五一年曾用英文发表了一篇《元朝秘史流传考》（见上，大本小字，共六十面），极为详博，甚为难得。
（四）日文中《元朝秘史》的研究：东邻日本，各科学术均甚发达。学者人数既多，又复勤敏努力，故成就均甚有可观，即《元朝秘史》的研究说，也不例外。兹举所知者，对《元朝秘史》研究成一家言者，有重大贡献者，略述如下。（1）那珂通世先生（一八五一—一九〇八），一九〇七年即用日文译文廷式的《元朝秘史》抄本（据陈援庵先生《元秘史译音用字考》，知道文氏抄本即是叶刻本的底本）为《成吉思汗实录》，并有很详细的注解与考证。现在时隔四十年，犹为中、日学者所重视。（2）白鸟库吉先生（一八六五—一九四二）。可以说是近代日本东洋史研究的倡导人，名著甚多。就中如《东胡民族考》等，曾有巨大的影响。他的最后的巨著，即是有名的《音译蒙文元朝秘史》，十二卷，一九四二年出版（《东洋文库丛刊》第八种）。功力甚深，校勘亦精。（3）小林高四郎先生。早年曾在北京大学听讲，又曾译《黄金史》《元朝秘史》为日文。日本战败后游土耳其，一九四六年重返日本，赓续研究《元朝秘史》。一九五一年获得京都大学文学博士，现任横滨国立大学教授。小林先生的《元朝秘史之研究》第一册一九五四年已经出版（原书四二六页，东京日本学术振兴会发行，将为他计划四部著作中的第一种）。内容除序说外，共分十一章：（1）实录、国史与脱卜（或作必）赤颜（这一章汉文句读方面，略有问题，如原书第七十五、七十八、七十九页等）；（2）论Altan-debter；（3）论所谓“Altan tobci nova”；（4）论《圣武亲征录》；（5）《元朝秘史》的书名与撰者；（6）《元朝秘史》写成的年代；（7）《元朝秘史》汉字音译的年代；（8）中期蒙古语的若干问题；（9）《元朝秘史》与八思巴文；（10）论汉字音译《元朝秘史》的“原典”；（11）《元朝秘史》的汉译。详博精深，新解甚多。（日本《史学杂志》六十四卷第五期有村上正二副教授评文，可参考。该评文已由徐先尧先生代译为中文。）我希望我们可以把它译成汉文，以助研究。此外，在日本讨论有关《元朝秘史》个别问题的学者，可称道的人甚多，恕不再赘（一九五三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出有一册《一九〇〇—一九五〇年蒙古研究文献目录》，厚四十六页，可以参看）。
（五）俄文中《元朝秘史》的研究：据估计自帝俄时代算起，到近代俄国对于《元秘史》的研究，作者亦多，著作自甚丰富。惜俄文艰难，我们所知道的甚少，不能多谈罢了。兹依诸书称引，举成家者一二人，以著梗概。（1）帕拉狄由斯（A. Palladius，原名Kafarov，1817—1878）。清季北平俄国传道团僧正，长于汉文，一八六六年即译杨尚文所刻《连筠簃丛书》中《元朝秘史》（总译）全部为俄文，刊于北平俄国《东正教教刊》第四卷内。当时英人霍渥儿斯（H. Howorth，洪钧《元史证补》译“斯作特”）《大蒙古史》第一册业已出版，故霍渥儿斯不知有《元朝秘史》一书。一八七二年，僧正又在中国获得汉字译音抄本，乃改译旧稿，送交另一蒙古学者鲍兹得尼夫（A. M. Pozdneev）（据说改译文，不全，只有九十六节）。旋帕拉狄由斯亦死。（2）郭增。现代俄国《元朝秘史》专家，治此书甚勤，历十五年之久，到了一九四一年，名著三册方陆续出版。一册为“《秘史》原文与俄译本研究”，二与三册为“注释和汉文译本”（以上三书，均未见）。郭增的《秘史》原文（应叫作《秘史》蒙古文还原本）已由大陆组织译成汉文（见上）。
以上是我国学者与欧美日本学者对《元朝秘史》研究的现状。可参看陈援庵先生的《元秘史译音用字考》、小林高四郎先生的《元朝秘史之研究》与洪煨莲先生的《元朝秘史流传考》等。
总括上述，依个人浅学所知，工作精细，汉文蒙文比较正确者，仍首推法文中的伯希和先生与莫士泰神父。他们的见解明快，推理精细，值得效法。其次是小林高四郎的工作，不但取材广博，而且综合允当，对我国初治《元朝秘史》的朋友说，节省精力不少。因为我们现时暂住台湾，图书比较缺乏，研究的设备与工作讨论的环境，尚不十分理想。一个人除本国文字外，兼通英、法、德、俄文，实在不甚容易。若通日文，能用小林氏等已做的工作，接力地、批评地研究下去，自然就容易多了。德文中海尼士先生的译本，对欧洲人说，用处甚大。今年二月匈牙利人Michael de Ferdinandy新写的《成吉思汗传》（Trchingis Khan der Einbrush des Steppenmenschen，一九五八年正月出版）增添了许多新材料，即是依据海尼士教授《秘史》德文译本的。后来居上，将是哈佛大学柯立夫先生、洪煨莲先生将来的新工作了。
四、《元朝秘史》在国史中应有的地位与对于它的新认识
甲、《元朝秘史》在国史中应有的地位
（一）东亚中华民族的历史，不但年代悠久，而且史书数量繁多，种类完备。（这一点鄙人曾在《大陆杂志》另有报告，见一九五七年第十五卷第六期，不再赘述。）但这些史书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汉文，都是由中原汉人或准汉人所写的。关于其他民族，完全另用一个立场写成的历史书，除了受佛教影响以后的翻译与著述以外，真如凤毛麟角，不可多得。像富有十二卷之多的《元朝秘史》，那真是例外中的例外了。因此之故，《秘史》一书，益觉难能可贵。它实在是汉文正史、汉文记载以外唯一的、大部头的，用蒙古文由蒙古人的立场，直接报导塞外边疆民族生活的历史巨著。因此东亚中华民族史中，也有了一位相当忠实的被告可以陈述另一面的事情，以便与汉文正史彼此比较；因以说明我们洋洋大国兼容并包的精神。治史者痛快之事，无以逾此。
（二）我们可从这一部十二卷、将近十万言的《元朝秘史》中，获得新颖的材料与新异可喜的历史知识。不但可以获得十三世纪震惊世界、一度统一整个中国的元朝的太祖（成吉思汗，一二〇六——一二二七）、太宗（窝阔台汗，一二二九——一二四一）的直接史料；且可从书中所记塞外游牧民族、草原社会的生活与四季田猎的习惯等等，与汉人所记有关东北、北方边疆民族游记、报告等等作一比较的研究。使我们更有机会印证和了解廿四史中，与唐宋元明人著作报告中所述塞外住民（如匈奴、东胡、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的习惯与文化。
（三）廿四史中的边疆朝代史（如《魏书》《北周书》《北齐书》《北史》《辽史》《金史》《元史》……《清史稿》）、廿四史中的外国传、任职边疆诸臣传等等所记东北、西北、边疆民族的历史、风俗、生活、伦常关系、婚姻习惯、公私活动……有时固然也生动可喜，但常使人有片面的、偶然的、甲国人记乙国事的感觉，未免单调贫乏。有了这十二卷蒙古学者写的《蒙古秘史》，我们对边疆住民的生活、习惯……有了长篇的描写、整套的述说，这些缺陷，即可获得补充。
乙、对于现存《元朝秘史》应有的新认识
《元朝秘史》的写成，约在一二四〇年，去今年（一九五八年）已经七百一十八年了。恩怨不存，客观的价值，自然更形显著。有了这一部书，我们国史的研究，才能更客观、更忠实。我们承认它不但是研究元太祖、太宗创业建国史的直接材料，也是东北边疆住民的直接发言人。至少，今后对于以下诸问题，因为《秘史》述说详尽，我们可以获得许多新的认识。此刻因时间关系，不及详述，先列举下列诸点，以便有机会时，再加说明。
（一）从成吉思汗的艰难创业史中，我们可以对东北游牧民族首领们、创业建国的过程，得一具体的、详明的认识。
（二）从成吉思汗时代的宫帐官吏制度、护卫军的组织等等，可以得到帮助或启示，使我们了解匈奴、鲜卑、突厥、回纥等可汗的宫帐官吏制度与营卫组织。
（三）草原社会的田猎习惯，汉文中如马扩的《茅斋自叙》和彭大雅撰、徐霆疏证的《黑鞑事略》等所说女真、蒙古的打猎生活，虽已相当详细了，但有了《元朝秘史》，可以使我们得到更多的比较，得到更多的了解。
（四）从《元朝秘史》中我们可以明了所谓“安答”“分地”、所谓“正主”“从马”等等，许多专门术语、特殊习俗实在的涵义。
（五）从《元朝秘史》中，我们将更能了解边疆民族中所说部曲的关系、婚姻的关系、伦常的关系。
（六）草原社会中的养马习惯、野战情形（即所谓人海战术），是容易引起世人注意的。我们看了《元朝秘史》，如第一百七十节，札木合所说“兀鲁兀惕、忙忽惕两种百姓能厮杀，虽当混战时不乱”；与第一百七十一节，所说王汗队伍与成吉思汗队伍，波浪涌进，排阵冲杀的情形等等，都可以得到明晰清楚的认识。
（七）其他如书中所记草原社会中亲属主奴的关系，对于庆祝宴会、节日的种种娱乐，对于跳舞、音乐的欣赏等等，都可以从这十二卷书中，得到若干亲切详细的报导、栩栩如生的描写与委曲婉转的陈述。
总之，这一部十二卷、二百八十二节的《元朝秘史》，是我们治国史的人的新园地。我们应当努力研究，多方发掘，以期获得更多的比较，更多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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